建安文學悲歌慷慨的特點

東漢建安年間(195年—220年)，在鄴城(今河北臨漳西南鄴鎮)聚集了以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爲首的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以慷慨悲涼爲風格的文學流派，人稱建安文學。

東漢末年的社會動亂，造成了生產力的極大破壞，有志之士憂國憂民，對軍閥混戰不滿，對人民所遭受的災難表示同情，因此形成了建安文學關心民生疾苦、富於憂國之思、表達建功立業抱負等社會內容和慷慨悲涼、生機勃發的藝術風格。三曹父子、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衆多的文人，以淵博的學識、良好的修養，繼承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以建安年間的社會和人民苦難爲題材，使文學創作進入了自覺的階段。曹操寫下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等詩句，爲東漢末年的實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等詩句，體現了老當益壯、奮鬥不息的精神，蒼勁雄渾，樹立起建安風骨的旗幟。

建安文學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造就了大批優秀的詩人，開創了文學創作的新時代，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文學作品，使中國詩歌的文學形式由民間走進藝術殿堂，尤其是五言詩的創作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使詩歌成爲最具創作優勢的文學體裁，綻開於古典文學百花園中，從題材、體裁、寫作技巧等多方面對盛唐詩歌和中唐新樂府運動產生了積極影響，樹立起中國文學史上的里程碑。

以曹操死爲界，曹植詩歌明顯分爲前後兩期。前期多抒發遠大理想和宏偉抱負，《白馬篇》是其典型。前期詩歌在抒寫抱負的同時，也帶有悲涼慷慨的蒼涼意味。

後期的作品多表現壯志難酬、倍受壓抑的鬱憤心情，典型代表作是《贈白馬王彪》。全篇充滿悲苦之辭、憤慨之音。

曹植早期詩歌充滿了昂揚奮發的精神，後期詩歌慷慨悲涼。詩風變化的原因是由於其政治地位的變化導致題材與藝術手法的變化。曹植早期才華橫溢，頗受寵愛，故詩歌多歌唱建功立業的理想抱負，也有感時傷亂、述寫宴飲遊樂的作品，洋溢着浪漫樂觀的情調。後期備受猜忌，故主要抒寫自己遭譴被棄的悲憤與不平，或述寫朋友和自己遭受迫害的憤懣，或借傳統閨怨題材表明自己的心志，或自抒胸臆，或借遊仙以排遣內心的苦悶。大量地運用了比喻和象徵手法表現詩人反抗迫害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