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戰國策序跋

劉向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

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竟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鹹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並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故其辯，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專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曾鞏重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之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泥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國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來先後來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益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己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會。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出，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雲。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格非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裁，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共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土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製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音，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浸淫陵遲，幽、厲承之，於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焰未易遽熄也。於是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子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

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於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餘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