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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語文《譚嗣同傳》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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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目標

高中語文《譚嗣同傳》教學設計

(一)學習譚嗣同熱愛祖國敢於爲革命捨身取義的崇高品質,認識這一人物思想上的侷限性。

(二)學習課文運用多種手法刻畫人物和記敘、議論、抒情相結合的寫作方法。

  二、難點、重點分析

(一)本文的結構層次是怎樣的?

分析:全文共有四段,分爲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譚嗣同奉召入京,參預新政,未滿十日,便發生政變。

第二部分(第2段),譚嗣同在政變發生前,努力設法挽救危局,終因袁世凱叛變而告失敗。

第三部分(第3段),譚嗣同在政變發生後的壯烈行動。

第四部分(第4段),寫譚嗣同就義的年齡、時間、地點與當時壯烈的場面。

(二)譚嗣同具有怎樣的政治見解,我們應如何評價?

分析:譚嗣同的政治見解,文中並沒有作很多正面的述說,但我們從字裏行間也能看到一斑。

文章一開頭就提到譚嗣同“奏對稱旨”,回答皇帝的話很合皇帝的心願。原來光緒想“行其志”,即“欲行大改革”,卻又因“畏西后”而“不敢”。就是說,這一“大改革”是“西后”一派反對的,光緒又無權。於是譚嗣同他們考慮該如何“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譚認爲,“今日可以效我聖主者,惟在足下”,非袁世凱莫屬。他“密奏”要光緒給袁世凱“以恩遇”,他“徑造”袁寓“直詰”,最後竟至“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

這次維新,最終失敗了,但是,我們認爲這次維新運動是中國最早的一次要求民權的運動,領導運動的知識分子,譚嗣同以及康有爲、梁啓超他們這些所謂維新派,都是略略有些資本主義思想的士大夫。他們擁護皇帝,提倡君主立憲,主張抵禦外侮,挽救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希望中國也走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道路。這樣的政治見解,這樣的活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是應予肯定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維新運動之失敗,乃由於“西后”一派的陰謀,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維新派脫離羣衆,支持他們的社會力量非常脆弱,再加上他們眼光短淺,政治經驗不足,把變法寄託在沒有實權的光緒身上,又幻想同擁有軍權的袁世凱合作,依靠這些人的力量來成就大事,而沒有縝密的計劃。另外,譚認爲“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是有一定見地的;當然,一待維新失敗,便“惟待死期”,以流血“自嗣同始”則看法未免又有所偏。

譚嗣同的政治見解,實際就是戊戌維新領導的見解,我們正確評價譚嗣同的政治見解正是正確評價戊戌維新的問題。

(三)譚嗣同這個人物的形象刻畫得很生動,性格躍然紙上,真是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試就本文分析。

分析:譚嗣同剛“被徵”時,“適大病”,待稍愈,竟“扶病入覲”,足見他是懷有熾烈的愛國熱情的。他“奏對稱旨”,具有高超的政治見解;而且,30歲出頭,就擔任相當於“宰相之職”的“參加政事”,又具有突出的工作能力。

譚嗣同又畢竟是閱歷淺、經歷少,尤其在政治鬥爭方面的策略太欠缺。他一進京,就有人告訴他“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而到懋勤殿做事以後,他才知道“皇上之真無權”。一個“真”字說明他長期“不之信”的情況。進行政治鬥爭而不諳政治背景,無論如何是個失策。這就不能不導致以後鬥爭的失敗。

同袁世凱的交往是本文的重點。

先是他認爲袁世凱也是個“力主變法”的將領,“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

繼而“徑造”袁寓“直詰”,看似懷有十分把握,實則詰責方式太“直”、所詰內容太露,經不住老奸巨滑、裝模作樣的袁世凱的誆騙,他“直出密詔”,“言救上之條理甚詳”。雖然他曾想用動聽的美言奉承一番,“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想用聳聽的危言反激一下,“首僕而殺僕”;還曾對袁世凱與榮祿之間的關係有過懷疑(既有懷疑,怎能不經調查而當面直言!),但都經不住袁及其幕府的三言兩語便支吾過去。

事敗以後,譚仍在謀劃“救皇上”,要以死“酬聖主”。他千方百計關心同志,幫助同志脫險。對自己,則是“惟待死期”,把一些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條,可說是臨危不懼,視死如歸。但在捕者“不至”,且有人“苦勸”東遊乃至“再四強之”之時,竟“不聽”“不去”。

由上分析可知,譚嗣同坦白直爽、老實迂闊、熱愛祖國、關心同志、能夠臨危不懼、視死如歸。“迂”,也許可以借用《魯迅書信集》第306頁上“昧於中國社會情形”一句來解釋,譚是昧於當時社會上的某些情形,老實、固執而又帶書生氣。

此外還有值得一提的是,譚的性格和受騙的過程着重通過對話作了具體交代,而其中袁世凱幕府一官員用榮祿耍手段的複雜過程說明袁、榮二人的關係的一段只有幾十個字,可見文筆之簡練。譚嗣同自己視死如歸和對同志的關懷備至運用了對比的方法,突出了譚的風格、精神。

(四)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袁世凱的老奸巨滑、裝模作樣來?是怎樣刻畫的?

分析:主要在袁、譚二人的對話。

袁對帝一方表現得似乎感恩戴德,“曠代之聖主也”,“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十分忠誠,“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而且願效全力,“竭死力以補救”,動聽得很,一談到如何爲人、如何對待“聖主”,立即“正色厲聲”,何等虔誠端莊、馴順正直,一提如何看待榮祿、如何剷除障礙,又“怒目視”,罵榮祿如“狗”,又何等“疾惡如仇”、慷慨激昂!待看過“密詔”,“詳”悉“救上之條理”以後,立即說“事急矣”、“須急歸營”以如何如何云云,更顯得“救上”之事重大緊急。另一方面,也正是這個袁世凱急急去向剛被罵爲“狗”的榮祿告密,與“向來不過籠絡”的榮祿勾結。十足的兩面派手法。而最滑頭的是,當譚問他“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讓人是非莫辨。

由此不難看出,袁世凱是一個陰險狡猾、玩弄兩面派手法的傢伙。

(五)一年來讀過的人物傳記已有好幾篇,能否歸納一下關於傳記的寫作特點?

分析:傳記是一種用來記載人物生平事蹟的文章體裁。一般由別人代爲記述,也有自述生平的(稱爲“自傳”)。

傳記體裁在我國產生很早。總的說,傳記可分爲歷史性傳記和文學性傳記兩大類。前者以記述翔實的史事爲主,如《史記》、《漢書》裏的一些文章。它們崇尚樸實、雅潔,也有富於文學色彩的。後者用形象化的手法描寫各種著名人物的生活經歷、精神面貌及其歷史背景,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不排斥某些合理的藝術加工。

本文是應該屬於前者的。

《譚嗣同》這篇傳記以敘述爲主,也用描寫和議論的方法。敘述、對話用得最多,不必舉例。用描寫的,如“徑”造、“直”詰、“直”出密詔、言救上之條理甚“詳”,揭示了譚嗣同直爽、坦率的性格和迫不及待的心情;臨走時“叮嚀而去”,寫出譚嗣同既鄭重其事,對袁世冊又寄予無限希望;事敗,譚對作者“從容”而語,表現了他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而袁世凱則忽而“正色厲聲”,忽而“笑而不言”,裝模作樣。在寫譚嗣同等被“超擢四品卿銜”以後接着又說“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這是作者對譚能力的評論、稱道。

敘述是文章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結合使用描寫、議論等方法,可以使所寫的人物性格突出,形象逼真,作者的觀點也更鮮明。

(六)本文語言特點是什麼?

分析:“新文體”是爲了適應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要求而產生的。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的改良派,爲了號召和動員更多的羣衆參加改良運動,爲了宣傳資產階級變法維新思想,呼籲救國圖強,掃蕩頑固保守勢力,就迫切需要一種最適宜自己大造輿論的文體。於是,“新文體”就應運而生。再從文學樣式本身發展的趨勢來看,也到了文體變革的時候。鴉片戰爭以後,統治我國文壇的桐城派、陽湖派的古文、駢文,經過馮桂芬、薛福成的“經世致用”散文的衝擊,王韜、馬建忠、鄭觀應的極力反對,特別是太平天國革命政權“提倡語體文,反對封建古文”的進攻,已經是瀕於絕境了。正在這個時候,梁啓超等資產階級改良派,高舉“文體革命”的大旗,掃蕩了桐城派古文、駢文、時文和八股文,創立“新文體”。梁啓超是“新文體”的大力實踐者和最後完成者,是“新文體”的代表作家。他說過:“至是自解放,多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另有一種魔力焉。”這段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新文體”的一些特點。

《譚嗣同》一文語言的通俗化,正是體現了“新文體”“務爲平易通達,時雜以俚語”的特點。這篇文章吸收了不少近似口語的語言。例如“被徵”,“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的“被”,“時號爲‘軍機四卿’”的“爲”……“無不從流血而成”的“從”等等,按照地道文言文的行文習慣,一般是不用的。梁啓超用了這些詞語就使文章比較平易好懂,近似《三國演義》的淺近的文言,有一定文化水平就能大體看得懂。

新文體“筆鋒常帶情感”的特點,在《譚嗣同》一文中也有所體現。請看文章的最後一段,這裏幾乎沒有什麼形容詞,也沒有特別安排的句法,只有平實的敘述,但字裏行間包含着作者對譚嗣同的深厚的感情,使讀者也受到了感染。

“新文體”的語言,在當時就和廣大人民的語言有很大的距離,和今天的語言距離就更大了。儘管它在文學史上的進步作用不能低估,但至今還在一些人的文章中留下了半文半白的不好的影響,甚至有一部分學生,也愛寫半文半白的文章。這在閱讀《譚嗣同》一文時,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

(顧振彪:《關於譚嗣同的幾個問題》,《中學語文教學》1981年第3期)

(七)本文寫作特點是什麼?

分析:其一,它善於抓住最能表現人物思想性格的活動或場面,加以着力敘寫,筆墨酣暢淋漓,給人以深刻強烈的印象。譚嗣同造訪袁世凱和譚嗣同訣別梁啓超這兩段文字,寫得筆飽墨酣,生動感人,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這裏首先看出作者剪裁的功夫。譚嗣同挾病入覲的經過,文章一筆帶過;譚嗣同任軍機處章京參預新政的情況,乾脆略而不寫;光緒傳出“衣帶詔”囑康、譚等人設法籌救,文章僅以“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寥寥幾筆渲染形勢處境的危迫,而謀劃之事語焉不詳。但譚嗣同深夜造訪袁世凱一節則不憚辭費,雙方的對話,人物的神態動作,一點也不放過,寫得有聲有色,歷歷在目。又如譚嗣同如何被捕,如何入獄,如何就義,文章則一筆總括;而被捕前譚嗣同與梁啓超的談話、訣別卻寫得相當具體、感人。作者這些取捨詳略的安排、目的就在於抓住具有深刻意義的事件或場面,讓人物通過自己的富有特徵性的語言和行動,來顯示自己思想生活的光輝,從而深深地感染讀者。除了善於剪裁外,人物對話的提煉,神態動作的穿插描寫,也是這兩段文字之所以寫得出色的原因。且看譚嗣同試探袁世凱,劈頭一句就問;“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答:“曠代之聖主也。”接着譚問:“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答:“然,固有所聞。”譚問得何其直率、急切,問話之中將自己的立場、態度和來意和盤托出,毫不隱晦;而袁世凱則沉着冷靜,虛與應付,態度若明若暗,爲自己留下了迴旋的餘地,初步展示了他世故、圓滑的性格。譚嗣同此時出示密詔,直截了當提出請袁救駕的要求。他深知干係重大,對袁說:“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意氣盈盈,披肝瀝膽,忠勇之氣感人肺腑,動人心魄!袁世凱“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儼然是一副忠臣義士的模樣!話說得堂堂正正,於反擊之中剖白一片忠心,顯得胸次頗高。正是這等地方顯出袁世凱非尋常狗竊鼠盜者可比,乃是老奸巨猾的奸雄之輩。尤其是當譚問袁:榮祿一向對你有厚恩,你何以處置?袁“笑而不言”。這“笑而不言”之中,它是在含蓄地告訴對方,榮祿對他的所謂“厚遇”,乃子虛烏有,是表面一套。這是袁對自己與榮祿的關係的開脫和掩飾。這輕輕的一笑,凝聚着陰險、狡詐、機敏的性格,表現了袁世凱瞞天過海的本領,是揭示奸雄本相妙攝神理的一個特寫鏡頭。

其二,作者把愛憎褒貶的態度和論斷,寄寓在敘事之中,融化在人物的語言行動之中,顧炎武稱讚司馬遷的人物傳記“不待論斷而序事之中即見其指”(《日知錄》卷26)。梁啓超當時是譚嗣同的戰友,他寫《譚嗣同》這篇傳記是懷着深刻的悲悼和崇敬之情來寫的。他嚴格按照史傳文學的要求,不自由議論,不作主觀抒情,他力求在真實的記敘之中,讓事實說話,讓形象說話。他把自己的愛憎褒貶流注於筆端,抓住那些最能揭示戰友精神品質的言行和場面,作酣暢淋漓的敘寫,藉以傾吐自己一腔摯愛敬仰之情,藉以表達自己對戰友的評價和論斷。且看訣別互勉一段,坐牢、砍頭,已迫在眉睫,譚嗣同從容不迫,同戰友籌劃謀救聖上之策;繼之又以書稿相托,與戰友分任生死,互相慰勉:“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話畢,“遂相與一抱而別”。此情此景,包含有作者何等的感慨呵!作者不着一字,痛悼、敬仰、頌讚盡在不言之中。“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段話擲地有聲,驚天地,泣鬼神,集中地反映了譚嗣同開闊的政治視野,救國救民的熱烈情懷,和爲變法獻身的崇高精神。它出自譚嗣同之口,表達了譚的志向和信念,它又體現了作者對戰友的崇高評價,對戰友的熱烈的禮讚。……它使譚嗣同的形象如同巍峨的崑崙一般矗立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冊上,矗立於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的心靈中。這一筆重若千鈞,作爲譚嗣同一生的總結和評價,表現了作者獨到的匠心。

(李春芳:<譚嗣同>教學摭談》,《語文教學通訊》1981年第6期)

三、教學過程設計

(一)導入新課:由前課五人之死意義所以重大,引出捨生取義,導入新課。

(二)指導學生閱讀“自讀提示”,明確自讀重點與要求。(略)

(三)學生自讀課文1、2兩段。

1.利用工具書自行疏通課文。

2.指名解釋下列詞語:

國是:(國家大計)入覲:(進見皇帝)

少通:(少,同稍)故事:(舊例)

慟:(極度傷心,多指哭的悲傷)

徑適:(直接到達)苟:(若)

正色厲聲:(聲色俱厲,態度端莊嚴肅)

參劾:(向君主或國家元首告發)

條理:(這裏指“措施”)

3.指名朗讀課文,糾正誤讀。

4.討論:

(1)課文第1段寫光緒與慈禧矛盾緊張,有兩個字十分傳神,是哪兩個字?“西后及賊臣”對光緒“忌益甚”,原因是什麼?

提示:光緒對慈禧是“畏”,因手中無權,“不敢行其志”,西后對光緒則是“忌”,雖然大權在握,但光緒畢竟是皇帝,一旦得勢,無可挽救。一個力圖守舊,一個意欲維新,矛盾不可調和。

(2)課文寫光緒破格提拔譚嗣同有什麼作用?

提示:一是表明光緒急切地推行新政,實施變法,二是交代光緒與慈禧之間的矛盾必然激化,三是爲譚嗣同自甘犧牲“以酬聖主”埋下伏筆。課文第1段爲文章的展開作了充分的鋪墊。

(3)課文第1段寫了哪幾件事,哪一件詳寫?作者大段記敘譚、袁二人對話意圖是什麼?

提示:第2段寫了光緒“欲開懋勤殿”、密“賜衣帶詔”、兩召袁世凱、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等幾件事。其中“夜訪”是重點,作了詳細的記敘。

大段記敘譚、袁二人的對話,目的是通過人物的語言來刻畫人物,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言爲心聲,從二人對話中,我們看到了譚嗣同強烈的愛國之心和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和政治上的幼稚,看到了袁世凱的老奸巨猾。以對話寫人物,二人性格大異,構成鮮明的對比,相互映襯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四)課堂練習:完成“思考和練習”第一題。

(五)學生自讀課文3、4兩段,歸納總結。

1.學生默讀課文,利用工具書自行疏通。

2.指名解釋下列詞語:

擘畫:(謀劃,商量)竟日:(竟,終;整天)

及難:(趕上災禍)繫獄:(被扣押在獄中)

春秋:(年歲)

3.討論課文內容:

(1)政變發生後譚嗣同做了哪些事?

提示:一是勸梁啓超出走以圖將來,二是要梁啓超設法營救康有爲,三是把書籍文稿交託梁啓超,四是與俠士(大刀王五)謀救光緒帝。

(2)譚嗣同爲什麼不肯逃亡?

提示:一爲“酬聖主”,二爲報國家,有強烈的愛國之情。他在獄中曾賦詩一首:“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臨刑前更慷慨高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所以,梁啓超以一個“烈”字作爲評價十分恰切。

但他的忠君思想,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也是顯而易見,對此應有所批判。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這是戊戌變法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他若逃亡,結局更慘。)

4.歸納課文的寫作特點:

(1)以人物對話,用對比法寫人。(略)

(2)記敘中融入抒情與議論:

“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袁正色厲聲曰”,“笑而不言”,(譚嗣同)“卒不去,故及於難”,“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以上諸例都是記敘,但其中明顯流露出作者的評論與感嘆,值得細細品評與玩味。

(六)課堂練習。

1.表情朗讀課文。

2.完成“思考和練習”二、三兩題。

 〖小資料〗

(一)註釋辨正。

課文第2段有這樣一句話:

“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旋升寧夏道……”

放,課本註釋爲“被調任,被委派”是不妥的,封建時代官員被貶或調出京城任職稱“放”。文中“放”與“升”顯然是反義詞,兩個詞都是動詞的被動用法。放,被貶。升,被提升。

(二)難句解疑。

課文第3段寫譚嗣同入日本使館與梁啓超見面,勸樑東遊:“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

其中加點的句子,運用了“合敘”的修辭方法,並且使用了兩個典故,作爲譚、樑兩個人分別承擔兩種不同職責的比附對象。翻譯時,應變“合敘”爲分敘:一是要分清“四個人”各承擔了哪種職責;二是要分清“吾”與“足下”各承擔哪種職責。只有這樣,才能準確地反映原文所表達的信息。但遺憾的是,課本的註釋介紹“程嬰、杵臼”時,只說二人“都是春秋時晉國大夫趙朔的門客”,“趙朔爲屠岸賈所殺害,程嬰、杵臼設法保全了趙朔的孤兒”。不瞭解古代典故的學生乃至教師,根本無法通過這樣的註釋分清這二人:誰是“圖將來”的“生者”,誰是“酬聖主”的“死者”。《教參》中的譯文,幾乎是原文照錄,讓不瞭解歷史典故的人,只能是越讀越胡塗。《教參》是這樣翻譯加點的句子的:“作爲程嬰、杵臼或月照、西鄉,我和您分別擔任吧。”

程嬰、杵臼的事蹟見於《史記·趙世家》:

晉景公三年(前597年),晉太夫屠岸賈不請示晉景公而擅自策動衆將圍攻趙朔的住地“下宮”,將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兄弟四人殺死,並且將四人的全家老小斬盡誅絕。趙朔的妻子是晉成公(前606年至前600年在位)的姐姐,當時已經懷上了趙朔的孩子,她逃進成公的宮院避難。不久,她生下了一個男孩。屠岸賈聽說後,就帶着人闖進晉成公的宮院搜索,趙朔妻把孩子隱藏起來。爲防止屠岸賈再來搜索孤兒,程嬰與公孫杵臼商定,由杵臼謀取其他人的嬰兒抱進山中隱藏起來,而程嬰把趙氏孤兒隱藏起來,然後再向屠岸賈“告發”杵臼藏匿趙氏孤兒,杵臼在被捕時故意大罵程嬰出賣朋友,出賣主人的遺孤,以騙過屠岸賈。杵臼和假孤兒被殺,真的趙氏孤兒得以保全。程嬰含辛茹苦,撫養趙氏孤兒,孤兒即趙武。過了十五年,程嬰又用計勸說晉景公,除掉了屠岸賈,立趙氏孤兒爲大夫。

至於月照、西鄉兩個人的事蹟,註解中已作了較詳細的說明,月照爲恢復天皇的權利而死,西鄉活下來終於完成了推翻德川幕府恢復天皇權力的使命。

課文中的“合敘句”,若分敘應該變成如下形式:

程嬰、西鄉,足下任之;杵臼、月照,吾任之。

試譯成現代漢語如下:

“像程嬰、西鄉那樣,活下來以圖將來事業成功的職責,您來承擔;像杵臼和月照那樣爲主人赴死的職責,我來承擔。”

(三)譯文。

今年四月,決定國家大計的詔書下達以後,譚嗣同先生經由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先生的推薦,被(光緒皇帝)宣召,恰巧他生大病,未能成行,到了七月(他)才帶病進京朝見皇帝。他回答皇帝的話很合皇帝的心意,(於是)光緒皇帝破格提升他(賞賜他)四品卿的官銜,任用他做軍機處辦理文書的官員,同楊銳、林旭、劉光第一起參預新政,當時號稱爲“軍機四卿”。(他們)參與新政,有如唐宋兩朝的“參知政事”,這實際上就是宰相的職位。光緒皇帝想重用康有爲先生,但皇上又畏懼西太后,不敢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做。幾個月以來,皇上有什麼要詢問的問題,就讓總理衙門傳達御旨,康有爲先生有什麼要稟奏的意見,也只能把它寫在他呈給皇帝看的書籍裏而已,自從這四位官員進入軍機處以後,皇上跟康有爲先生之間的想法才能稍微溝通,皇上下大決心要進行改革了。可是西太后和那批賊臣的忌恨也就更加厲害了,不到十天戊戌政變就發生了。

當初,譚嗣同剛剛進京的時候,(有人)對他說了皇上沒有實權,西太后阻撓變法等情況,他並不相信這些,等到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令譚嗣同起草上諭,先派太監拿了前幾代皇帝的遺訓給他,傳達皇上的話,說康熙、乾隆、咸豐三代皇帝都有開懋勤殿(設顧問官)的先例,叫他查出來,寫入詔書之中,原來(皇上)要帶着它在二十八日親自到頤和園向西太后請示。譚嗣同退朝後,這纔對同事們說:“今天我才知道皇上是真正沒有權力了。”到了二十八日,京都朝廷里人人都知道了皇上要開懋勤殿的事,認爲當天詔書就要下達,然而終於沒有下達,於是更加清楚西太后和皇上水火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同時賜給他一道藏在衣帶間的密詔,裏面有我的皇位幾乎保不住了,命令康有爲和軍機四卿以及維新派的同志們趕快想辦法籌謀救駕的話。譚嗣同和康有爲捧着詔書痛哭,可是皇上手中沒有一點點權柄,毫無辦法。當時衆多將領中只有袁世凱長期出使朝鮮,研究過中國和外國的國情,竭力主張變法,譚嗣同就祕密奏請皇上拿優厚的待遇聯絡他,希望他在危急的時候有可能救助皇上,言詞極爲激動、懇切。八月初一那一天,皇上召見袁世凱,特別賞賜他侍郎的官銜;初二那天,又召見袁世凱。初三的晚上,譚嗣同直接來到袁世凱住處法華寺,直截了當地問袁世凱說:“您認爲當今皇上是怎樣一個人?”袁世凱說:“是當代沒人比得上的聖明皇帝。”譚嗣同說:“天津閱兵的陰謀,您知道嗎?”袁世凱說:“是的,我已經聽到些。”譚嗣同就直接拿出密詔給袁世凱看,說:“今天可以救我們聖明皇上的,只有您了,您願意救就救他!”又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說:“如果不願意救,就請(您)到頤和園去告發我,殺了我,您就可以升官發財了。”袁世凱板起面孔高聲說:“您把我袁某當做什麼人了?皇上是我們共同擁戴的皇上,我和您一樣受到了(皇上)非同一般的恩遇,救護(皇上)的責任,不只在您身上。如果您有什麼指教的話,我當然是很願意聽的。”譚嗣同說:“榮祿的陰謀,全在於借在天津閱兵這件事(來實現),您和董福祥、聶士成的三支軍隊,都受榮祿指揮調遣,榮祿將依仗武力來逼迫光緒皇帝退位。雖然如此,董福祥和聶士成的兩支軍隊是不值一提的;天下強有力的,只有您袁將軍。如果發生事變,您用一支軍隊對抗他們兩支軍隊,保護聖明的皇上,恢復皇上大權,肅清皇上週圍的壞人,整肅宮廷裏的秩序,指揮起來穩操勝算,鎮定自若,這是一世無比的千秋大業啊!”袁世凱說:“如果皇上在閱兵時快速地馳入我的軍營,發出號令來誅滅奸臣賊子,那麼我一定追隨在各位先生後面,竭盡一切力量拼死挽救。”譚嗣同說:“榮祿對您素來不薄,您將怎樣對待他呢?”袁世凱笑笑不說話。他的一個幕府官員說:“榮祿老賊並不是推心置腹地對待慰帥的。過去有人想增加慰帥的兵員,榮祿說:‘漢人不能給他大的兵權。’原來他一向不過是籠絡(慰帥)罷了,就像前些時候胡景桂參本彈劾慰帥那件事,胡景桂是榮祿的親信,榮祿派他出面彈劾慰帥,又由榮祿自己出面查辦,爲慰帥昭雪,用施恩惠的辦法來換取慰帥的好感。隨後胡景桂就被委任寧夏知府,不久又提升爲寧夏道員,這就是榮祿老賊用心計十分陰險十分狡猾的地方,慰帥難道不了解他(的爲人)嗎?”譚嗣同就說:“榮祿本是曹操、王莽一類的人物,是世上少有的奸雄,對付他恐怕不很容易。”袁世凱怒目而視說:“如果皇上在我的軍營裏,那(我)殺榮祿就像殺一條狗罷了。”於是譚嗣同跟袁世凱非常詳細地談了救皇上的具體措施。袁世凱說:“現在軍營的槍彈火藥都在榮賊的手裏,而且營、哨的各級軍官大多是他的老部下,事情很緊急了,既然已經商量好了對策,那我就得趕快回營,更換將官,並且設法儲備彈藥才行。”於是譚嗣同再三囑咐他然後才離去,這時已是八月初三的夜裏,打了三更了。到了初五那天,袁世凱再次被光緒帝召見,聽說也是領有密詔的。到初六,戊戌政變就爆發了。

當時我正在譚嗣同先生的寓所拜訪,(兩人)面對面坐在榻上,籌劃佈置事情,忽然查抄康有爲住處,要逮捕康有爲的消息傳來了,不久又聽到(西太后)垂簾聽政的上諭。譚嗣同從容地對我說:“過去想救皇上而無法救,現在想救康先生也無法救,我已無事可做,只等着死的那一天罷了!即使如此,天下的事情明明知道它很難做,卻盡力做到它,您試試到日本使館,去見伊藤先生,請他發電報給上海的領事來救康先生吧。”我這天晚上就住在日本使館,而譚嗣同整日不出大門,等待來逮捕他的人。逮捕他的人結果沒有來,他就在第二天進入日本使館,同我會面,勸我到日本去,並且帶着幾本他撰寫的書和詩文辭稿本,一小箱家信,託付給我。說:“若沒有出走的人,就沒有辦法籌劃將來的維新事業;沒有犧牲的人,就沒有辦法報答聖上。現在康有爲先生的生死還不知道,作程嬰或是作杵臼,作月照或是作西鄉,我和您分別擔任吧。”於是兩人一抱而別。初七、初八、初九三天,譚嗣同先生又和俠士想辦法救皇上,事情最終都未成功。初十那天他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幾位日本的志士苦苦地勸他到日本去,他不聽,再三再四勸他,他說:“世界各國變法維新,沒有不經過流血而成功的,現在中國還沒有聽說過因爲變法維新而流血的,這就是國家不能強大昌盛的原因啊。(如果)需要流血的話,就從我譚嗣同開始吧。”(他)始終不肯離開,所以遭了禍。

譚嗣同先生關進監獄以後,……於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南城菜市口被殺害。年僅三十三歲,就義那一天,觀者達萬人,先生慷慨激昂,神色沒有一點改變。當時是由軍機大臣剛毅監斬,譚嗣同叫剛毅到跟前說:“我有一句話……”剛毅走開不聽,於是譚嗣同先生從容就義。唉!多麼壯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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