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十一醉憶元九》唐詩

花時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

計程今日到梁州。

　　白居易詩鑑賞

“ 元九”就是在中唐詩壇上與白居易齊名的元稹。元和四年（809），元稹奉使去東川。白居易在長安，與其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即詩題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遊，又到杓直家飲酒，席上念及元稹，就寫下了這首詩。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

詩的首句，據一同參加遊宴的白行簡在他所作的《三夢記》中記載應爲“春來無計破春愁”，但《白氏長慶集》中卻作“花時同醉破春愁”。白行簡所記可能爲初稿，《白氏長慶集》所錄則是最後的定稿。

在章法上，詩的首句是“起”，次句爲“承”，第三句當是“轉”。從首句與次句的關係看，將“春來無計”改作“花時同醉”，就與“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爲緊密，而在上下兩句中，“花”字與“醉”字重複顛倒運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從首句與第三句的關係看，“春愁”原是“憶故人”的鋪墊，但如果一開頭就說“無計破春愁”，到第三句就難以顯示轉折。這樣一改動，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憶”兩字陡轉，才顯出波瀾起伏之美，從而跌出全篇的風神。

這首詩的特點是，信手拈來，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而情意的表達，主要在詩末“計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計程”承上句“忽憶”來，是“憶”的深化。故人相別，居者憶念行者時，隨着憶念的深入，常會想象和估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這裏，詩人意念所至，深情所注，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給人以格外真實、親切之感。

當詩人作這首《醉憶元九》詩時，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元稹對這首詩的解釋是：“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詩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白居易詩中記敘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白平日的友情爲基礎的。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遊賞勝地。進士登科後，皇帝就在曲江賜宴；慈恩寺塔即雁塔，也是新進士題名之處。元、白兩人想必常到這兩處遊宴。對元稹說來，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遊時，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白天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在夜間也會進入他的`夢境。由於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敵人、對長安、對舊遊的朝夕憶念，他只是如實寫來，未加渲染，而無限相思、一片真情已盡在其中。其情深意真，可與白詩比美。

聯繫元稹的詩，更可見兩人的交誼之深，也更可見白居易的這首《憶元九》詩雖是偶然動念，信筆成篇，卻有其濃厚真摯的感情基礎。如果把兩人的詩聯繫起來看：一寫於長安，一作於梁州；一記居者之憶，一敘行人之思：一是真事，一爲夢境；詩中情事卻如《本事詩》所說，“合若符契”。而且，兩詩寫於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韻。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讀者不僅從詩篇的藝術魅力，而且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了真和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