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無人傾聽的電臺詞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說：“什麼時候，你能與一個老人待上一個下午，饒有興趣地聽完他精彩或不精彩的人生故事，那說明你已經成熟了。”

但你有這樣一個閒散的下午嗎？不是你沒有時間，而是你沒有耐心。正是因爲你沒有耐心，所以失去了機會。

曾祖母在世時，經常給我講家族史，說曾祖父如何到上海去做生意。那時我準備高考，沒時間聽；後來，我奶奶給我講爺爺在舊政府做事的趣事，講她與越劇表演藝術家徐玉蘭一起上學的故事，那時我在找工作，也沒有時間聽……

現在，我想收集一些家族資料，爲後人留下點文字，但她們都已隨風而去。

我們正在喪失傾聽的姿態、傾聽的心態，並且從個人心理泛化到了社會心理。酒桌上的杯來盞去，絮絮叨叨，不會有人傾聽；充滿了官話的報告會，也不會有人傾聽……傾聽需要一種“空杯”的心態，迎接它，容納它，消化它，記住它。

央視的崔永元，搗騰出了一部紀錄片――《我的抗戰》，他花了10年時間，走遍大江南北，採訪了4000多位抗戰親歷者，收集的影音資料長達10萬小時。但遺憾的是，他製作出來的紀錄片電視臺不願意播，因爲這樣的片子“無人傾聽”。

小崔曾經非常憤慨，爲什麼中國的電視臺在黃金時段播出的是搞對象的節目，而在日本卻是嚴肅的紀錄片。我們中國人爲什麼喜歡這些無厘頭的搞笑劇、穿越劇、荒誕劇，卻不能“傾聽”關於民族的真實故事。

這事不能深思，一深思，就會覺得可怕。

國學大家陳寅恪說過，中華民族真是奇怪，五千年了，基本上是在混，不過能混五千年真的很偉大，很了不起。著名漢學家顧彬先生曾來杭州講座，說中國人都在混日子。他說混日子不是說現代的中國人混日子，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不混日子的時候。

陳寅恪的話，貶中有褒。顧彬的話，就剩下貶了。不要說顧彬先生是憤青，事實就是如此。我們的思想太過於簡單了，我們想得最多的是生存，而不是生存的質量和尊嚴。

記不起哪位作家，把金庸先生《鹿鼎記》中的韋小寶視作了中國人的典型，韋小寶是一個“生存至上”的人，他非常平庸，不重情，他的“義”是隨時可以變通的，只要對自己有利，他就會去幹。

這就是“混”。

人們以“混”爲樂，不需要清醒，也不需要反思，當下“混”得好，有酒喝，有飯吃，有房住，有份輕鬆工作，一切OK。

顧彬說，生活中你可以貧窮，可以沒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買不起房子……但有一樣東西你一定要擁有它，一定要守住它，這就是信仰。

但如今又有多少人還擁有信仰？我們的所謂信仰，也許就是賺大錢、住大房、開豪車、娶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