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問祖散文
據20xx年1月，重修《太原王氏族譜》卷二（附錄一）記載：“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天下一統，削平胡元。至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因西三府：濟南、兗州、東昌遭元末兵戈之害，人民逃亡，田地荒蕪，盡是荊棘，旨上將土居人戶坐爲軍籍。令東三府：青州、登州、萊州臨海等處戶繁丁多者，遷徙西三府。彼時，孝思、孝敬祖不在被遷之列，仍居福山，惟我孝忠、孝禮祖，即於是年承王命，遷於館陶縣。彼時二祖西行，實難離家，奈聖旨不敢違背，乃攜妻抱子灑淚而行。孝思祖遣親子舜、孝敬祖子幼，乃遣義子伯元相送至館陶縣，縣令收入版籍，令祖去城東常氏莊下屯。舜、伯元同二祖各開荒熟耕，繁衍生息俱未回籍。祖歿後卜兆新塋。自孝禮、舜祖後，家業興隆，人口繁盛，現星散衛運河畔，冀魯兩省，傳宗36代，人口達數萬之衆。”
如今，在山東省臨清市八岔路鎮楊墳村的曠野上，巍然聳立着孝忠、孝禮、舜、俊四祖的墓碑。孝禮祖的墓碑頭上對稱刻着兩條龍，活靈活現，龍口下面的“福山王氏”四個大字，雖然有些模糊，卻能夠辨認清楚。
20xx年5月2日，爲了全面客觀真實地記述源遠流長的“福山王氏”家族數百年來勵志自強、建功立業的風雨歷程；展示福山始遷祖王鑑後裔，英豪遍神州，美名揚天下的光輝形象；歌頌“大碾王”王倫、王信祖支脈族人在人生的大道途中，共赴時艱、相濡以沫、嘔心瀝血、不懈努力的創業精神。我和族人敬達叔、嬸子申榮梅、小弟佰哲，驅車前往了煙臺。
經過一天地奔波，直到下午六時許，方纔到達煙臺，族人國風叔盛情款待。我本來想，第二天到始遷祖居住之地福山看看，卻未料敬達叔有急事需要連夜返回。國風叔只好把1998年5月15日，其父親王盛之調查謹志的《諸留王氏家族志》複印件送給我們。我們也把《太原王氏源流探析》一書，以及電子稿，拷貝到國風叔的電腦上，便匆匆告別了，留在我心間的是一縷深深的遺憾。
回到家中，我認真閱讀了《諸留王氏家族志》複印件。從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春二月，已85歲高齡的孝斌祖第九世孫鼎任和第十世孫騏（《福山縣誌》亦有鼎任和騏的名諱記載），校並書的《王氏家譜》中發現，對我始遷祖孝忠、孝禮，亦有記載：“吾始祖之來也，甚遠，其諱俱失。傳至凡孝字者亦甚多，有孝真、孝義、孝英、孝思、孝敬、孝忠、孝禮等諱。”王隆興（字盛之）撰寫的《祖籍淵源調查記》如此記載：“洪武年間移民時，與吾一世祖同輩的王孝忠、王孝禮奉旨分遷館陶縣。吾家譜這一記載與《明史》正相吻合。是孝忠、孝禮的後人，於清康熙年間委其親戚，時任福山訓導的張風翥，捎譜來福山尋祖認宗的，並不是吾王氏，由館陶遷來福山的。”這樣的記載，恰與我們的《太原王氏族譜》相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館陶的“福山王氏”與煙臺福山的王氏，600年前是一家確定無疑，感情的距離一下子便拉近了。但是，孝斌與孝忠、孝禮祖之間的關係如何，無從考證。
20xx年10月4日，爲了摸清這一鏈條的關係，國風叔不辭辛苦，千里迢迢地驅車從山東煙臺來到河北臨西。我和敬達叔陪同國風叔，先後到山東臨清煙店鎮王集村、八岔路鎮楊墳村，與族人交流情況，併到孝忠、孝禮、舜、俊四祖的墓地拜祭。儘管費勁不少，依然未能摸清這一鏈條的關係，也同樣留下了深深的遺憾。這個問題，一直成爲我和國風叔心中的.一個結，久久不能釋懷。
20xx年5月1日，敬達叔在嬸子申榮梅身患重病，已經不能獨自行走的情況下，執拗地讓三女兒婷婷和女婿張貴濤陪伴着，同我一起第二次前往山東煙臺，國風叔依舊是盛情款待。第二天吃完早飯，國風叔便親自駕車，陪同我們前往了福山。
福山歷史悠久，古文化源遠流長。據考古發現，約在10萬年前就有人類活動遺蹟。福山亦是東夷文化發祥地，目前境內就有：邱家莊、臧家、東風等新石器遺址，屬龍山文化時期，距今6000餘年前。1983年，煙臺專區撤區改市，福山縣更名爲福山區，至今沒有變動。
經國風叔聯繫，我們又認識了福山的族人家良叔。在他們的陪同下，我們首先來到大屋村。大屋村緊鄰公路，交通方便，村邊立有一塊黑色石碑，上面刻有“大屋”兩個白色大字。據悉，石碑背面的村名來歷記述有誤。
《諸留王氏家族志》之《祖籍淵源調查記》第八節，有這樣的記載：“大屋村吾族王氏第一世王紅道，第二世‘凡’孝字名孝思，以下有凡‘士’字、凡‘承’字的，至今已傳至十九世。可以看出，該村起初‘凡’孝字與吾村相同，但是世數就有差別了，他的第二世與吾第一世乃是一輩人。”
看來，已經沒有家譜傳承下來的大屋村族人，也沒有辦法與我們這支王姓接續了。但是，站在通往大屋村的道路上，我依然感覺到親切，遂與敬達叔分別在標示有“大屋”的石碑前攝影留念。
接着，我們來到了王家塋遺址，這裏已經沒有一戶王家人居住，成爲了一座五環彩瓦廠。
國風叔詳細介紹說：“王家塋在門樓村后里，祖塋傳說百畝，塋後有大屋村，而且，大屋村名也是由我家起名。在1739年時，住在大屋村的人都是我們本族的，現在，門樓村距塋地約有一里地，距現大屋村約有3裏地。大屋村我也走訪過，根據我父親說的，我和家良叔也約見過幾位老人。有一個老人80多歲，他說，他小時候見過一世祖的畫像在堂裏，一個紅光滿面的大鬍子。二世祖王孝思，在家譜裏見過，一世祖叫王紅道。我分析，王孝思就是王舜父親，一世祖找不到就弄個王紅道頂替。在1753年，王琪續家譜時也說過，大屋村屬九甲，當時凡永字的與我九世祖同輩，凡大字的與王騏同輩。我十世祖，當時門樓集叫六甲，凡承字者與我三甲九世祖同輩，凡爾字者與我十世祖同輩。所以，當時門樓村及大屋村所住的都是我王家本族人，門樓村現在已經找不到我王家本族人了，大屋村還能找到我王家本族人。下次來，我們一起去大屋村找幾個老人聊聊。我家從第六世祖開始遷移諸留王村，但塋地一直由我這一支管理。解放以後平墳，我們這一支還種糧，諸留王村離墳地約有6裏地。我覺得，我這一支是王孝思後人，王孝思就在大屋村居住過，或其小兒子在大屋村居住。大屋村家譜我一直在尋找，找到大屋村家譜三世祖是誰，一切就明白了。”
我興奮地說：“我期待着有機會再來福山尋根問祖，更期待着我們的世系傳承，大白於天下的那一天。”
站在王家塋遺址的空地上，我們叔侄四人照了一張“全家福”。
離開王家塋遺址，我們直接插到了門樓村的最深處。這裏只有一條主街，其餘的均爲狹窄的小街小巷，寬一點的小街巷，僅僅能容納一輛小車通行，窄一點的小街巷，就只能由行人來往了。許多老房子都年久失修，牆皮脫落，房頂坍塌，笈笈可危，沒有人居住了。有的老房子卻有人居住，過年時貼在門框上的“歡樂幸福家，平安吉祥地”；“財源滾滾來，鴻運騰騰起”的對聯依然火紅。有的主人看見我們在小小的街門口照相，感到稀奇，便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笑答，尋根問祖。問起他們的姓氏，無一家是王姓人，我的心中不免滋生出一種寒涼之意。
凝視着古老的房屋，我的思緒回溯到700多年前：始遷祖王鑑，原居萊陽，其父溺水後，爲避兵燹，年僅8歲的鑑祖，於元朝年間，隨80有餘的祖母趙氏和母親周氏，依依不捨地痛別親人，背井離鄉，由萊陽徒步前往福山縣，十天方纔到達，投奔在祖姑父汪洪源（《福山縣誌》有其名諱記載）門下。儘管親戚之間數十年不相往來，老祖姑已故去20年矣，但祖姑父汪洪源還是給予衣食。居住數日，又尋訪至少祖姑父孫光祖處，年已70的祖姑喚子孫佩曰：“實系至親，宜認之。”於是，孫公、汪公互相賙濟，母子有所倚居。二年，祖母趙氏辭世，鑑祖亦在福山縣漸長成人。20歲時，即跟從表祖孫佩學習工業。舉至弱冠，漸有積蓄，治買田宅，家道稍豐，後經表祖孫佩介紹，始配福山縣門樓村居民林英（先人原爲金巡海統馭使，因金朝內亂辭官不仕，林英不願襲替，隱居福山村落，有田三百畝，家業稍豐）之女爲妻，併入贅其家。鑑祖下傳四代，至人稱“大碾王氏”的王倫、王信兄弟，仍居住在門樓村。
“友明你看，這裏快要坍塌的老房子，是不是我們老祖宗居住過的？”敬達叔的問話，打斷了我的思緒。
我認真地說：“也許是吧。”
1924年《王氏族譜》記載：“大碾王氏祖居門樓村，原與狗塔村相近，前後相去三裏。”2007年《太原王氏族譜》前續卷一記載：“門樓村與狗塔村，相距三裏，汪公（洪源）居前村，我王氏居住後村。”《諸留王氏家族志》之《祖籍淵源調查記》第五節，如此記載：“據大屋王華民回憶，原有其家譜亦有‘大碾王、萊陽遷來狗塔村’等記載。這也是祖居門樓村歷史長遠的一個佐證。”族譜記載如此吻合，說明祖居門樓村確信無疑。
可狗塔村呢？查無此村名，《福山縣誌》亦未有記載。國風叔介紹說：“我叔分析，狗塔村不是門樓村，應該是汪格莊，離門樓村不到3裏地。”由此分析，汪格莊應是汪洪源的居住地。1958年，建門樓水庫時，37個自然村整體搬遷，便分成了東西兩個汪格莊。
那麼，狗塔村在哪裏？在國風叔和家良叔的引領下，我們來到了“山東煙臺福山銀湖省級溼地自然保護區核心區”。
站在一條寬闊的大壩上，國風叔手指着遠方的一處水域說，那裏就是狗塔村遺址。再回頭凝望門樓村，也就是三裏之遙。距離是對上了，可村名依舊是個迷。不管狗塔村是否存在，我現在就站在了祖居之地的這塊熱土上，心裏還是感到格外激動和興奮。我獨自在溼地自然保護區的大壩下，背靠狗塔村遺址留下一張影后，又與老王家的三位叔叔，在大壩上背靠狗塔村遺址，面對門樓村方向合影留念。我們是有意識地把自己的身影，與生命的祖根之地緊緊地融合在一起。
從狗塔村遺址返回途中，路經門樓村時，我特意讓車停下，在“門樓村歡迎您”的標誌牌前，留下了自己的影像。
走出門樓村地界的瞬間，我心中驀地滋生了一種故土難離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