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水缸裏有條魚的散文
水缸，和很多衍生於農業文明的詞一樣，要退出歷史舞臺了。
我們的孩子喝自來水、礦泉水、弱鹼水，孩子們會漸漸忘掉，人類曾在漫長的時間裏，喝儲存在水缸裏的水。他們或許只能在藝術作品中，或者旅遊景區，才能看到那種半徑一米左右、高一米多的大陶瓷製品。
深褐色釉面，白色缸沿，造型敦實得像愛吃甜點肉食的胖小夥子。民用陶瓷多不夠講究，水缸也一樣，缸身上難免有豆粒大小的楞刺，摸上去手被劃得有些微疼感，卻又不至於傷到肌膚。如今回憶起來，猶如小時候吃脆瓜，瓜是甜的，蒂是苦的，不小心吃到，呲牙咧嘴的同時，也有可資調笑的表情，讓日久天長的苦日子別有一種味道。
讓水缸裏有水，是個力氣活。一條長扁擔，一邊一根鐵鏈，鐵鏈有鉤子，一個鉤子掛住一個水桶，（這些東西都和水缸一起消失在我們的生活中）。男人們到村口的井裏挑水，也有女人，不管這女人多強悍，多嫵媚，那一刻都顯出勞碌的苦澀，男人多會接過女人的扁擔，替女人打上水來。女人把扁擔放肩上，一搖三晃的背影，總是引起男人心底的一絲憐惜。
總是有人批判重男輕女，卻不知這種思想有着苦不堪言的產生背景。農村世代種地爲生，男人能幹的活，女人真幹不了。忽略了男女先天性別差異談女權男權，都是不理智的。比如這挑水，一擔水在男人肩上晃悠就是舞蹈，在女人肩上，就是吱吱呀呀的疼痛呻吟。
那個年代強調男人能幹的，女人一樣能幹。於是興修水利的大軍中，有了龐大的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女性隊伍。我曾親耳聽一位擔任過婦聯主席的老人說：女人跟男人一樣推土、挑糞、拉車，累得子宮掉出來。
我家姐妹幾個，沒有男孩，挑水的活只能父親一個人幹。家裏有兩個水缸，院裏一個，屋子裏還有一個。不但要把我家的水缸挑滿，還要把奶奶家的水缸挑滿。每到過年，我們把水缸刷乾淨，父親一擔又一擔挑水。有時我們做些掃院子之類力所能及的事，挑水，幫不上父親一點忙。
我們家沒有人能接過父親的扁擔，我們都是女孩。儘管我們一年年長大，卻還是父親一年年挑水。父親不能預見未來科技的發展能讓家家戶戶免去挑水之苦。父親也很難想象，他的女兒基本都留在了城裏，過着再不用挑水的日子。當我人到中年，我偶然會想，那個時候的父親害怕嗎？他會擔心自己老得沒有力氣挑水，家裏的水缸空空蕩蕩嗎？我想父親一定害怕過，他只是不跟我們說，像從不跟我們說生活的其他苦楚一樣。
那一年臘月29下午，我負責清洗水缸。我先把缸裏的水淘出來，放到洗衣盆或者其他器具裏。缸裏的水越來越少，缸底的雜物漸次顯露，一枚一分錢硬幣、一塊小小的石頭籽，妹妹找不到的那個玻璃球正從薄薄的泥垢中奕奕閃亮。我突然看到了一條小魚，兩寸長，灰色的魚脊宛如草梗一樣。她大概像父親一樣，無從訴說現實的恐懼，只能對生活保持着聽天由命的靜默和順從。所以她幾乎放棄了躲避，只由魚尾的不停搖晃表達着絕境下的生存之慾。
我試圖把她撈出來，換了小勺追她。但她太小了，小的隨便一個縫隙就可以藏匿。水缸太深了，我又夠不着缸底。實在沒有辦法，我使出渾身力氣，把水缸推倒了，水流了出來。那條小魚和妹妹的玻璃球一起，來到了水缸中間凹下去的地方，我先把妹妹的玻璃球拿出來，放到一邊，一心一意撈那條小魚。
水缸裏的水流了一大片，很快結成了冰。父親挑水回來了，看見我蹲在倒地的水缸前，問我幹什麼呢。我說，缸裏有條魚。父親放下扁擔，很輕易地撈起了那條魚，放在旁邊的水盆裏。他自己洗淨水缸，把水缸扶起來，放正，然後把水桶的水倒進去。他把扁擔放在左肩上，右手端起水盆，把一盆水和那條小魚一起又倒入了水缸。
父親拾起扁擔又去挑水了，我趴在水缸沿上，看着那條灰色的小魚，在翻卷的水中快速遊動。她大概知道自己已被放生，再也沒有生死之憂，她沿着水缸四壁遊了一圈又一圈。
水慢慢平靜了，小魚潛在缸底一動不動，直到父親又挑一桶水回來。每次水倒進去，小魚就在水波中游舞穿梭。那一桶水，該是她心裏一瀉千里的瀑布，那越來越多的水，一定就是她遼闊的大河和奔騰的'遠方。她遊得酣暢淋漓，無所顧忌，好像天下再無憂苦，世上再無生死，萬物之間唯有相生。
一晃父親走了很多年，那條小魚也不知去向。這些年，我讓自己保持着和世界的某種同步，一些新鮮事物依次在我的生活中出現又遠去。很多新科技像瑪麗兄弟、鬥地主那單調機械的配樂一樣，遊戲興趣終結的時候，回憶裏是淡淡的厭倦和時刻可以捲土重來的輕薄。但水缸和關於水缸的記憶卻在時光的遠遁中越來越多了凝重和深情。
故鄉已遠，回頭無望，不是因爲時空距離，而是我們曾經棄絕的生活，不能滿足我們越來越高的精神和物質需求。聽家裏人說，今年村裏來了兩位老人，七十多歲，年前在村裏租了房子，在村裏過年。老人年輕時去了上海，家裏已無近親，從繁華大都市到小鄉村過年，是一種體味，更是一份緬懷。毫無疑問，老人不會久留，很可能再不會回來，但生命的河流因爲上游的波瀾纔有下游的浩淼，回憶的繁花從來都是未來生活的種子。而此刻，做該做的，想做的，盡心盡意，正思正念，只爲讓遊過此生的魚，多一些，再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