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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竈日漫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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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竈日漫筆
《送竈日漫筆》初刊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國民新報副刊》,後收入一九二七年五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華蓋集續編》。
送竈日漫筆
坐聽着遠遠近近的爆竹聲,知道竈君先生們都在陸續上天,向玉皇大帝講他的東家的壞話去了,但是他大概終於沒有講,否則,中國人一定比現在要更倒楣。
竈君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着一種糖,有柑子那麼大小,在我們那裏也有這東西,然而扁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餳”了。本意是在請竈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調嘴學舌,對玉帝說壞話。我們中國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實些,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強硬手段,而於活人卻只好請吃飯。
今之君子往往諱言吃飯,尤其是請吃飯。那自然是無足怪的,的確不大好聽。只是北京的飯店那麼多,飯局那麼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談風月,“酒酣耳熱而歌嗚嗚”麼?不盡然的,的確也有許多“公論”從這些地方播種,只因爲公論和請帖之間看不出蛛絲馬跡,所以議論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見,卻以爲還是酒後的公論有情。人非木石,豈能一味談理,礙於情面而偏過去了,在這裏正有着人氣息。況且中國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謂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釋過,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自然不知道他說什麼,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說什麼。在現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論,本來是一種夢想;即使是飯後的公評,酒後的宏議,也何嘗不可姑妄聽之呢。然而,倘以爲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論,卻一定上當,——但這也不能獨歸罪於公論家,社會上風行請吃飯而諱言請吃飯,使人們不得不虛假,那自然也應該分任其咎的。
記得好幾年前,是“兵諫”之後,有槍階級專喜歡在天津會議的時候,有一個青年憤憤地告訴我道:他們那裏是會議呢,在酒席上,在賭桌上,帶着說幾句就決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論不發源於酒飯說”之騙的一個,所以永遠是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纔會出現呢,或者竟許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飯爲重的老實人,卻是的確也有的,要不然,中國自然還要壞。有些會議,從午後二時起,討論問題,研究章程,此問彼難,風起雲涌,一直到七八點,大家就無端覺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氣愈大了,議論愈糾紛了,章程愈渺茫了,雖說我們到討論完畢後才散罷,但終於一鬨而散,無結果。這就是輕視了吃飯的報應,六七點鐘時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對於本身和別人的警告,而大家誤信了吃飯與講公理無關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說也沒精采,宣言也——連草稿都沒有。
但我並不說凡有—點事情,總得到什麼太平湖飯店,擷英番菜館之類裏去開大宴;我於那些店裏都沒有股本,犯不上替他們來拉主顧,人們也不見得都有這麼多的錢。我不過說,發議論和請吃飯,現在還是有關係的;請吃飯之於發議論,現在也還是有益處的;雖然,這也是人情之常,無足深怪的。
順便還要給熱心而老實的青年們進一個忠告,就是沒酒沒飯的開會,時候不要開得太長,倘若時候已晚了,那麼,買幾個燒餅來吃了再說。這麼—辦,總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討論容易有結果,容易得收場。
膠牙餳的強硬辦法,用在竈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樣,用之於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於給他醉飽一次,使他自己不開口,卻不是膠住他。中國人對人的手段頗高明,對鬼神卻總有些特別,二十三夜的捉弄竈君即其一例,但說起來也奇怪,竈君竟至於到了現在,還彷彿沒有省悟似的。
道士們的對付“三尸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沒有做過道士,詳細是不知道的,但據“耳食之言”,則道士們以爲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時,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過惡。這實在是人體本身中的奸細,《封神傳演義》常說的“三尸神暴躁,七竅生煙”的三尸神,也就是這東西。但據說要抵制他卻不難,因爲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這一日不睡覺,他便無隙可乘,只好將過惡都放在肚子裏,再看明年的機會了。連膠牙餳都沒得吃,他實在比竈君還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狀都放在肚子裏;竈君雖上天,滿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說了一通,又下來了。對於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點也聽不懂,一點也不知道,於是我們今年當然還是一切照舊,天下太平。
我們中國人對於鬼神也有這樣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卻以爲鬼神總比人們傻,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至於對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只是不肯說話;你一說,據說你就是卑視了他了。誠然,自以爲看穿了的話,有時也的確反不免於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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