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史大綱》有感範文範例

《國史大綱》是錢穆先生於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完成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此書以傳統社會價值作爲其立場，符合傳統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全書共有八編，四十六章，從虞夏時期一直寫到民國時期。因其寫作之初，是將其作爲一部教材來編寫，所以力求簡要。雖然具體細節雖展開不夠充分，並且其中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但其論點皆切中時代之要害，可謂入木三分，很見其深厚的史學功底。所以凡讀史者莫不應通讀此文章，藉以培養自身的歷史思維以及歷史情懷。

凡讀一本書，亦是在讀一個人，讀此書之作者爲人爲學之道。史書也不例外，這就和“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同理，《春秋》與孔子其人有脫不開的關係。故欲對《國史大綱》的意義有更爲深的理解，必然要對錢穆其人有更爲深入的瞭解。此下凡列與其有關錢穆之故事以增進讀者的理解。

在民國文化革新時期，當胡適學派反對“崇古”與“迷信”，對中國傳統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與否定態度時，錢穆等人立表異議，說“餘任上古史課，若亦疑古，將無可言”。他在《國史大綱》一書中也說道：“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也應稍加修正。”錢先生後來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於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礎上提出新說：“······而餘則疑《堯典》，疑《禹貢》，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後，所疑皆超於頡剛。然竊願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疑與信皆須考，餘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

而對於《國史大綱》的創作背景我們也需要明白。當抗戰爆發之時，錢穆倉促地從北平逃離至西南大後方，教學多年來的大量教材悉數失散，此時中國面臨國家存亡時節，錢穆有感於中國國運飄渺，儘管他本身相信抗戰中國會贏得勝利，但也對中國的命運抱持最壞的打算。錢穆在雲南鄉下的偏僻之處，寫下國史大綱，他是抱着中國人寫中國最後一本史書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國不幸敗戰覆亡，至少留給後人一本中國史書，讓後人知道中國的歷史及文明成就，激勵後人復興中國之心。 而中國於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錢穆的最壞打算沒有發生。

所以說錢穆先生著《國史大綱》更多的`是在考量歷史對於國人的價值。

近年來，牟經濟發展之思維甚囂塵上，歷史這樣一個極具魅力的學科漸漸被人們所遺忘以至於誤解。有鑑於現實與歷史之間碰撞，通過閱讀史書，這是在其中尋找自己的答案。

凡讀史者，先排除其中被迫讀歷史者，即使有志於歷史學科的人也對於歷史抱有不正確之思想。我們必須明確，所有欲在國史上有大出路的人，不單單需要豐厚的歷史學識以及敏銳的歷史視角，更多的則是需要一種研究歷史的人文情懷。這在錢穆先生列於書前的諸信仰中一條有關，即“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存與敬意。”這種歷史情懷只有在國人上纔可發掘到，而西人治國史能難有這樣一種情懷。這不免使我想到，治史的眼界取決於一種個人的情懷。就如同面對於黑白兩種顏色，有人喜愛白色，竭盡其能去說白色的好。有人喜愛黑色，竭盡其能說黑色的好。而大情懷者則是融黑白於一，但卻又不完全囿於黑白之色。

讀完此書，我也對於國史之價值進行考量，若談及狹義的歷史，則便是各類歷史書籍上分宗列舉之實例，而要談廣義上歷史，則便是歷史背後所蔓延而出一種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種文化的價值。狹義上的歷史可以使人明智，而廣義上的歷史則已經超出具體之實物，變成了一個特殊的價值符號，我更願把其當國人的一種普遍的信仰。

中國人與美國人不一樣，凡今日中國之文藝作品（文學、影視、繪畫等）皆重於對待歷史元素的迴歸，而美國人則重於對不可考事物之想象。拋卻文藝作品與商業利益的掛鉤，我很容易發現所有這些背後的價值傾向。而要將民衆團結在同一面旗幟（不自覺的思維模式、不自覺的行爲動機）之下，對於中國人而言，需要源自歷史而又更加抽象的一種歷史精神，

而這也正是《國史大綱》這樣一部書真正所要追尋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