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是哪個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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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yǔ）信（513年—581年），字子山，小字蘭成。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南北朝時期文學家、詩人。其家“七世舉秀才”、“五代有文集”，他的父親庾肩吾爲南樑中書令，亦是著名文學家。

庾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自幼隨父出入於蕭綱的宮廷，後來又與徐陵一起任蕭綱的東宮學士，成爲宮體文學的代表作家，其文學風格被稱爲“徐庾體”。累官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侯景之亂時，庾信逃往江陵。後奉命出使西魏，因樑爲西魏所滅，遂留居北方，官至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北周代魏後，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清縣子，世稱其爲“庾開府”。時陳朝與北周通好，流寓人士，並許歸還故國，唯有庾信與王褒不得回南方。庾信在北方，一方面身居顯貴，被尊爲文壇宗師，受皇帝禮遇，與諸王結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國鄉土，爲自己身仕敵國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憤。最終在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年）老死北方，年六十九，追贈原職，並加荊、淮二州刺史。有《庾子山集》傳世，明人張溥輯有《庾開府集》。

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詩人，他飽嘗分裂時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卻結出“窮南北之勝”的文學碩果。他的文學成就，昭示着南北文風融合的前景。

　　主要成就

　　文學

庾信的文學創作，以他四十二歲時出使西魏爲界，可以分爲兩個時期。前期在樑朝，作品多爲宮體性質，輕豔流蕩，富於辭采之美。羈留北朝後，詩賦大量抒發了自己懷念故國鄉土的情緒，以及對身世的感傷，風格也轉變爲蒼勁、悲涼。

　　前期

庾信在南朝度過的前期生活，正逢樑代立國最爲安定的階段，他的《哀江南賦》中描述爲“五十年中，江表無事”。他前期的詩文，有供君王消遣娛樂的性質，思想內容輕淺單薄。他在樑時的作品，特別是19歲至36歲在東宮任職期間的詩賦，主要是奉和、應制之作，題材基本上不出花鳥風月、醇酒美人、歌聲舞影、閨房器物的範圍。如《和詠舞》、《奉和初秋》、《鴛鴦賦》等題，屬於蕭綱率領周圍文人同題共作的篇章。這種富於遊藝氣氛的創作活動，要求作者適應宮廷的趣味，在應酬捷對中顯露個人的學養與文才。庾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加上“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使他很快獲得與徐陵齊名的稱譽。

但是，宮廷文學侍臣的角色，不易表達個人的信念或情操。例如庾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圖》一詩，與蕭綱《望同泰寺浮圖》相唱和，詩中所表白的對佛教的傾心，其實是着眼於皇太子的心情，不應據此而得出庾信信佛的簡單判斷。這一情形，也適用於同時的.其他東宮文學侍從。

由於蕭綱等人力主新變，影響所及，促使當時的創作爭奇鬥巧，打破陳規，開啓了唐詩、律賦發展的道路。庾信前期的創作，在這方面頗有貢獻，如《烏夜啼》中的七言八句，聲調鏗鏘，已基本符合律詩的平仄。再如《燕歌行》拓展了七言古詩的體制，不但篇幅變長以便鋪敘，而且配合感情的起伏，變逐句押韻爲數句一轉韻。他早期對詩歌形式的多方面探索值得珍視，明代的楊慎及清代的劉熙載都承認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庾信在樑朝積累起來的文學經驗，除了美感形式上的經營，還包括美感內容上的體認。蕭繹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庾信前期已具有“流連哀思”的審美趣味，以綺豔之辭抒哀怨之情。庾信後期的生活經歷，使這種美學追求得到充分實現的土壤，從而達到高於同時代人的藝術境界。

　　後期

樑朝因侯景之亂而瀕於破碎。梁元帝試圖在江陵復振，卻很快毀於西魏。庾信以使臣身份出使長安，因江陵陷落而不得南歸，歷仕西魏及北周，先後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等職。據《周書》本傳記載，他“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他以鄉關之思發爲哀怨之辭，蘊含豐富的思想內容，充滿深切的情感，筆調勁健蒼涼，藝術上也更爲成熟。杜甫在《戲爲六絕句》中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又在《詠懷古蹟》中評論其“暮年詩賦動江關”，正是指他後期作品的這種特色。

感傷時變、魂牽故國，是其“鄉關之思”的一個重要方面。庾信遭適亡國之變，內心受到巨大震撼。“正是古來歌舞處，今日看時無地行”，這種滄桑之感，使他更深刻地意識到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之間，如同 “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因此，他在抒發個人的亡國之痛時，也能以悲憫的筆觸，反映人民的苦難，並歸咎於當權者內部的傾軋與荒嬉。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歸，魂牽夢繞於故國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風景：“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吟溟浦，應有落帆還。”忽見檳榔，也會勾起思鄉的惆悵：“綠房千子熟，紫穗百花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 在《寄王琳》中，庾信接到南方故人的來信後，更禁不住悲慨萬端，《四庫全書總目》稱讚庾信北遷以後的作品“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灝氣舒捲，變化自如”。從《寄王琳》這首詩中，可以看出作者化精巧爲渾成的高超藝術。

嘆恨羈旅、憂嗟身世，是其“鄉關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雖然他北遷以後得到的“高官美宦，有逾舊國”，但內心深處感到無異於“倡家遭強聘，質子值仍留”，責備自己的羈留爲“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他的羈旅之恨與憂生之嗟是交織在一起的。他以“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的意象致概於個人生存的軟弱。庾信自謂晚年所作《哀江南賦》“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倪璠作註解時藉以發揮道：“子山入關而後，其文篇篇有哀，悽怨之流，不獨此賦而已。”可謂深契庾信後期文學的精神特質。

他的《擬詠懷二十七首》，以五言組詩的體制，從多種角度抒發悽怨之情，直承阮籍《詠懷》組詩的抒情傳統，尤稱傑作。如其七中借流落胡地、心念漢朝的女子，比喻自己仕北的隱恨與南歸的渴望，真摯感人。又如其十八中所表達的憂思，不只是仕途不達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爲國建勳的失志之慟，因而無法給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脫的餘地。此詩中“殘月”四句寫景，句式巧拙相間，且能投射詩人獨有的心境，可見詩人精切渾成的筆力。

由南入北的經歷，使庾信的藝術造詣達到“窮南北之勝”的高度，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典型的意義。庾信汲取了齊樑文學聲律、對偶等修飾辭技巧，並接受了北朝文學的渾灝勁健之風，從而開拓和豐富了審美意境，爲唐代新的詩風的形成做了必要的準備。

　　政治

庾信在北周擔任洛州刺史時，爲政簡要清靜，使官民皆獲安寧，頗著政績。字文逌在《庾信集序》中將其受愛戴的程度與東漢名吏郭伋及西晉名臣劉弘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