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展望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研究論文

　　一、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研究的意義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個民族的各項活動：物質的和精神的，那麼哲學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學可以創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見，哲學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載着哲學文化的典籍，作爲經典文本，維繫着一個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體到中國哲學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後代所稱的《五經》、《四書》、《荀子》《老子》、《莊子》、《墨子》、《公孫龍子》等，及漢以後相關的子集，同時也包括魏晉南北朝之後傳入中國的佛學典籍。以儒、釋、道三家爲主體，兼及其它諸子百家的中國哲學典籍，不僅集中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更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因此，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是關乎一個民族哲學文化的傳承、交流、發展的大事，是“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文化參與全球文化交流的一個極好途徑。”（汪榕培，王宏，2009:3)，進而言之，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研究可以分爲翻譯實踐、翻譯理論和翻譯史三個層面，其中，譯史研究能夠更好地促進中西文化的會通，從而構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研究內容方面是對翻譯活動的史實的梳理和描述（翻譯了什麼？什麼沒有被翻譯？誰在翻譯？如何翻譯？，另一方面總結不同時期翻譯活動的特徵與規律，再者則是挖掘翻譯史料背後的歷史、社會、文化因素（爲什麼會是這些人在以這種方式翻譯這些典籍？翻譯的結果又是什麼？，最後，以史爲鑑，引發對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原則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國內外，對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譯實踐和理論構建層面，對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研究幾近空白，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世界文化多樣化的今天，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開。

　　二、國內外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研究的現狀

目前，國內外對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研究多集中在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兩個層面，而對中國典籍英譯史的研究卻鮮有人涉足，甚至還沒有一本中國典籍英譯史的專著問世，就連相關的學術語言文言化的復古傾向--一個值得關注的語言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的編寫格式淺析“教學學術”視角下大學教師教學責任意識剖析傳播學術中的“歐洲中心主義”——亞洲中從Ontology的譯名之爭看哲學術語的翻譯原則試論新聞學學術規範研究的依據與路徑論析大學教師教學與科研的學術責任中學的學術:一個亟待關注的話題試論學術嬗變中的教育創新環境法學的學術特色與貢獻

也不絕如縷。其實，這種對翻譯史研究的忽略不僅侷限在典籍英譯當中，“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專門記載歷史上的翻譯活動的翻譯史書籍在20世紀前都相當匱乏。”（李德超，導讀：Vii)[3]翻譯研究一般分爲翻譯理論、翻譯實踐和翻譯史三方面。其中，翻譯理論着重對“翻譯的本質、翻譯的標準、翻譯的過程等作理論上的闡釋。”翻譯實踐是“分析漢外各種語言的異同，探討翻譯中的理解和表達、包括對譯品的評析。”翻譯史則是“對既往翻譯活動的記述，包括翻譯的文獻、翻譯組織機構、翻譯家、翻譯主張、翻譯方法等。”（王克非，1997:3)[4]翻譯研究的三個方面互爲表裏，關係密切，只有共同發展，才能推動整個翻譯學科的全面建設。

　　(―)國外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研究現狀

即使是現代翻譯學科的建構人霍姆斯，在20世紀70年代規劃翻譯學科發展的路線圖中，也只強調了“翻譯理論”和“描述翻譯”兩個方面，而僅僅在翻譯理論的“部分理論”的分支下對翻譯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國外（以英、法爲主）自20世紀60年代，才陸續出版了二十幾部翻譯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學者是斯坦納（Sterner，G.1975)、德萊爾和伍茲沃斯（Delisle，sworth，1995)、韋努蒂（Venuti，L.1995)。他們的翻譯史著作多是對翻譯理論和翻譯批評史的論述，少有專門記載翻譯實踐活動的，更鮮有對中西翻譯史的論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個高峯期——17,18世紀，中國文化，通過典籍的翻譯和傳播，對西方文化（啓蒙運動、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產生了一定規模的影響，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視，有關中國哲學典籍翻譯的研討，散見於國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較哲學、漢學等著作以及相關的博士論文中，如Lundbaek的論文《歐洲最早翻譯的中國史學和哲學典籍》，（1991:29—43);美國漢學家孟德衛的《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國漢學家南樂山（2000)編輯的《波士頓儒家》，安樂哲和郝大維及其他學者合著了近十部相關學術專著，其中代表作有《通過孔子而思》（1987)、《由漢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學與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學的會通》（獨著）（2002)等。

從某種意義上，西方翻譯史學家對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忽略，豁然彰顯了他們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民族優越感，同時也暴露了我國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覺性，沒能夠把自己文化的精華部分很好地翻譯和傳播出去。

　　(二）國內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研究的現狀

自20世紀90年代，隨着我國對外文化輸出的文化戰略的實施，以及聯合國尋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則的提出，中國典籍英譯才逐漸被國人重視起來，尤其是在典籍翻譯的實踐和理論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當矚目的成績：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聯合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啓動了《大中華文庫》英譯，國家社科基金於2010年專門設立了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不少知名學者如許淵衝、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興、等也加入典籍英譯的實踐和理論構建當中。中國典籍翻譯研討會也已經成功舉辦了7屆。南開大學、四川大學、河南大學等多所高校也相繼招收了中國典籍英譯研究方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目前，關於中國哲學典籍翻譯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碩博論文也逐年增加，但據作者所掌握的資料，國內還沒有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方面的專著或論文。可喜的是，2012年11月中國首屆翻譯史研究高層論壇由四川大學和西南科技大學聯合召開，會議集中研討了翻譯史研究的現狀與發展趨勢，與會學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國典籍翻譯史的構想。這次翻譯史高層論壇是國內翻譯界的一個風向標，它預示着翻譯史研究在我國將被逐漸重視起來。

據作者目前蒐集到的（截止到2012年12月）國內（包括港、奧、臺）業已出版的翻譯史方面的專著和論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關西方翻譯史：譚載喜的《西方翻譯簡史》（1991，2011)，謝天振的《中西翻譯簡史》(2009)(教材），劉軍平的《西方翻譯理論通史》(2009)，其餘二十多本都是對中國翻譯史的論述，其中僅有一部——馬祖毅和任榮珍（1997)的《漢籍外譯史》——是中國典籍外譯史的專著，但書中多是對翻譯人物、翻譯活動、翻譯機構、等的歷史事實的客觀羅列，少見對翻譯活動背後的深層原因和譯作的影響等社會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實而輕論述。其實，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時期的翻譯觀》一文中就對翻譯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譯史，不能僅敘述，要從社會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結合文化（包括語言、思想史、哲人）、社會、歷史，要考察由翻譯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運動。踐行王佐良先生翻譯思想，史論結合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譯文化史論》（1997)，這也是目前爲止，國內出版的唯一一部從翻譯和文化史結合的角度，詳盡論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經漢譯對於中國社會文化方方面面的意義和影響。

除了翻譯史專著和論文集之外，國內（主要是港臺）也有少量與翻譯史相關的博士論文，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香港嶺南大學王曉雲的《翻譯、意識形態與話語——中國1895—1911K2006)、辛紅娟的《〈道德經〉在英語世界：文本行旅與世界想象》（2008)、王琰的《漢學視域中的〈論語〉》英譯研究》（2012)、譚曉麗的《和而不同——安樂哲儒學典籍合作英譯研究》(2012);山東大學催瑩輝（2012)的《〈老子〉英譯研究》等。這些著作或論文，要麼選擇某一個典籍作個案，研究它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翻譯和傳播，要麼選擇一個視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學的或漢學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譯概況，要麼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譯者對典籍的翻譯模式進行探討，都沒有從翻譯史的角度系統地論述。

　　三、對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研究的展望

翻譯史研究已經成爲目前國內外翻譯學術界的一條短線，對尚未建立理論體系的中國典籍英譯研究來說，中國典籍英譯史更是一塊尚未開墾的處女地，相關研究工作亟待展開。

一方面要汲取國內外已有的翻譯史研究成果，特別是勒弗維爾、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譯史研究方法》（1998)提出了翻譯史的四條原則：1)翻譯史研究需要解釋譯作爲什麼會在特定的社會時代和地點出現，及翻譯史應解釋翻譯的社會起因；2)翻譯史研究的主要對象不是譯本，而是作爲社會人的譯者；3)翻譯史的重點在於譯者，要圍繞譯者生活及經歷的社會環境展開；4)翻譯史研究應表達、討論或解決我們當前的實際問題。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譯史和文化史相結合的方法與單純的翻譯史相比，更注重對種種翻譯現象、事件作文化傳播意義上的分析與解釋，而不僅僅是翻譯史實的敘述和鉤沉，即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釋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觸，重要的問題也許不在於它們是衝撞還是契合，而是在於接受一方如何認識、取捨、融合、激發，這是一個比較與選擇的過程。”（王克非，1997:65)。這種翻譯文化史論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鑑到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的研究中來，因爲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史同樣涉及到中西文化的衝突和融合。在翻譯中，我們同樣懷有這樣的困惑^高質量的、反應中國哲學典籍原貌的學術型譯本卻沒有暢銷書作家筆下具有現代闡釋傾向的譯本更容易被普通大衆接受。而王克非(1997:6）則提出了對於歷史上的翻譯事實，我們不應僅僅關注其翻譯質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發生的作用和影響，這正是翻譯文化史不同於翻譯史和其他翻譯研究之處。可謂一語道破玄機，可以幫助我們辯證地看待歷史上各種形態的哲學典籍英譯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國哲學典籍英譯史在具體書寫形式上也要借鑑一般的翻譯史的類型。翻譯史研究有不同的類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國或地區的國別史；按時間，可以是翻譯通史或斷代史；按文類，有文學翻譯、哲學翻譯、科技翻譯等；按語言，有籠統的中譯外、歐譯中，也有具體的英譯、法譯等；亦或是兩者或多者的結合。其中最後一種情況最常見。中國典籍翻譯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鉅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階段，要分國別、分時段、分語種的逐步進行，最後彙總；再者，由於西方語言繁多，文化形態多樣，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並不能突出文本翻譯呈現出的多元化的風格和特點，所以，從一般性研究進入不同國家和語種的翻譯研究，才能真正釐清中國文化外傳的實際文化歷程和特點。

再一方面也需要紮實地做好譯本和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工作，同時也借鑑相關學科：比較哲學、文化史、形象學、漢學史等領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國別、分時段地梳理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本，辯證地分析它們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和所存在的侷限性，試圖發現翻譯活動的規律和所遵從的原則，從而更好地促進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礎上互鏡互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