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恩是哪個朝代的人
吳承恩(約1500年—1583年)，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漢族，淮安府山陽縣人(現淮安市淮安區人)。祖籍安徽，以祖先聚居樅陽高甸，故稱高甸吳氏。下面，小編爲大家分享吳承恩的相關信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人物評價
《天啓淮安府志》：評價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羣書，爲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
《長興縣誌》：“性耽風雅，作爲詩，緣情體物，習氣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辭微而顯，張文潛後殆無其倫。”
朱應登：認爲他“可盡讀天下書”，而“以家所藏圖史分其半與之”。
李維禎：吳承恩的詩文成就時說，吳的詩文“率自胸臆出之”，不事雕琢，他的詩和唐代的錢起、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相上下，他的古文與宋朝的歐陽修、曾鞏相出人。
陳文燭：淮安古來文學家，在漢代有陸賈、枚乘，三國六朝有陳琳、鮑照，唐代有趙嘏，宋代有張耒，吳承恩的成就正是繼承了他們的優良傳統，他是張耒以後淮安最傑出的文學家。
陳文燭：“今觀汝忠之作，緣情而綺麗，體物而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明堂》一賦，鏗然金石。至於書記碑敘之文，雖不擬古何人，班孟堅柳子厚之遺也。詩詞雖不擬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遺也。蓋淮自陸賈﹑枚乘﹑匡衡﹑陳琳﹑鮑照﹑趙嘏諸人，鹹有聲藝苑，至宋張耒而盛，乃汝忠崛起國朝，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沉辭淵深，浮藻雲峻，文潛以後，一人而已，真大河韓山之所鍾哉!”
李維楨：“嘉隆之間，雅道大興，七子力驅而近之古，海內翕然向風。其氣不得靡，故擬者失而粗厲;其格不得逾，故擬者失而拘攣;其蓄不得儉，故擬者失而糅雜;其語不得凡，故擬者失而詭僻。至於今而失彌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謂李斯之禍秦，實始荀卿。而獨山陽吳汝忠不然。汝忠於七子中所謂徐子與者最善，還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獨不類七子……中人之好，從來久矣。天下方馳騖七子，而汝忠之爲汝忠自如。以彼其才，僅爲邑丞以老，一意獨行，無所扳援附麗，豈不賢於人遠哉!”
人物生平
1500年(大明弘治十三)吳承恩出生於淮安府山陽縣一個學官淪落爲商人的家庭。他的父親吳銳性格樂觀曠達，奉行常樂哲學，爲他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讀書做官，上承皇恩，下澤黎民，做一個青史留名的`忠臣。吳承恩自幼聰慧，喜讀野言稗史、志怪小說，“嘗愛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輩所著傳記，善模寫物情，每欲作一書對之”，“髫齡，即以文鳴於淮”，頗得官府、名流和鄉紳的賞識。朱應登認爲他“可盡讀天下書”，而“以家所藏圖史分其半與之”。
1529年(嘉靖八年)，吳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創辦的龍溪書院讀書，得到葛木的賞識。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吳承恩大約50歲才補得一個歲貢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職，沒有被選上。
1551年(嘉靖三十年)吳承恩接任河南新野縣知縣。修建行臺察院，尊經閣，增修儒學，表彰貞節，興辦水利等德政事蹟。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周遊湖南新化(古梅山)賣文寫書爲生。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由於母老家貧，去做了浙江長興縣丞，常與友人朱曰藩豪飲，寄趣於詩酒之間，和嘉靖狀元沈坤，詩人徐中行有往來。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終因受人誣告，“拂袖而歸”，晚年以賣文爲生，約六十七歲時到過杭州，活了大約82歲，晚年在貧窮中逝世。
吳承恩喜讀稗官野史、志怪小說，“嘗愛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輩所著傳記，善模寫物情，每欲作一書對之”，“髫齡，即以文鳴於淮”，頗得官府、名流和鄉紳的賞識，《淮安府志》載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羣書，做詩文下筆立成。愛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類的書籍，如《百怪錄》、《酉陽雜俎》之類的小說或野史。
吳承恩小時候勤奮好學，一目十行，過目成誦。他精於繪畫，擅長書法，愛好填詞度曲，對圍棋也很精通，還喜歡收藏名人的書畫法帖。少年時代他就因爲文才出衆而在故鄉出了名，受到人們的賞識。
他官場的失意，生活的困頓，使他加深了對封建科舉制度、黑暗社會現實的認識，促使他運用志怪小說的形式來表達內心的不滿和憤懣。他自言：“雖然吾書名爲志怪，蓋不專明鬼，實記人間變異，亦微有鑑戒寓焉。”吳承恩還寫過一部短篇小說集《禹鼎志》，不過已經失傳，只能看到一篇自序。
吳承恩擅長繪畫、書法，多才多藝。然而科舉不利，至中年始爲歲貢生。60歲時出任長興縣丞，又因與長官不諧，拂袖而歸。後又聘任過荊王府紀善。
《淮安府志》載他“性敏而多慧，博覽羣書，爲詩文下筆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補上“歲貢生”，後流寓南京，長期靠賣文補貼家用。晚年因家貧出任長興縣丞，由於看不慣官場的黑暗，不久憤而辭官，貧老以終。30歲後，他搜求的奇聞已“貯滿胸中”，並且有了創作的打算。
50歲左右，他寫了《西遊記》的前十幾回，後來因故中斷了多年，直到晚年辭官離任回到故里，才得以正式創作《西遊記》。
軼事典故
稱號
淮安在漢代曾叫射陽縣，縣的東南有一湖泊叫射陽湖，所以吳承恩以“射陽”爲號，經常自署爲“射陽居士”。後代亦有人稱他爲“射陽山人”。
作品特點
吳承恩與明代前後七子同時代，其文藝思想與他們相近，“汝忠謂文自六經後，惟漢魏爲近古，詩自三百篇後，惟唐人爲近古;近世學者，徒謝朝華而不知蓄多識，去陳言而不知漱芳潤，即欲敷文陳詩，難矣”。“此論則比何﹑李通達得多，故其詩作，多自胸臆出之。朱彝尊《明詩綜》四十八謂其詩‘習氣息除，一時殆鮮其匹。’吳承恩的詩作浪漫主義氣息又特濃，故被陳文燭稱爲‘李太白、辛幼安之遺也’。”吳承恩的見識非凡，不僅看到當時的文壇之弊，而且能跳出復古主義的圈子，獨樹一幟，強調“謝朝華”“蓄多識”“去陳言”“漱芳潤”。在詩文創作中，“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於色澤，舒徐不迫，而不至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以釣一時聲譽”。這便超越了前後七子，而獨步文壇。
吳承恩的詩文“率自胸臆”“師心匠意”，據現存240餘首詩歌詞曲﹑障詞及頌讚來看，除一些障詞﹑頌讚屬於應酬外，大多極富有歷史﹑文學藝術價值。《二郎搜山圖歌》是他精心構思的上品，雖是題畫詩，卻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話故事，揭露了當時“五鬼”“四凶”橫行的黑暗現實，期望“胸中磨損斬邪刀”“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爲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這與《西遊記》讚揚孫悟空“大鬧天宮”的英雄主義精神與氣概何其相似?《賀學博未齋陶師膺獎序》對當時社會風氣的揭露是何等逼真而傳神：“夫不獨觀諸近世之習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陳詞，心悸貌嚴，瞬間萬慮，吾見臣子之於太上也，而今施之長官矣;曲而跽，俯而趨，應聲如霆，一語一僂，吾見士卒之於軍帥也，而今行之縉紳矣;笑語相媚，妒異黨同，避忌逢迎，恩愛汝，吾見婢妾之於閨門也，而今聞之丈夫矣;手談眼語，譸張萬端，蠅營鼠窺，射利如蜮，吾見駔儈之於市井也，而今布之學校矣。”《贈衛侯章君履任序》道，“況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機械日繁，奸詐之風日競，其何以爲之哉?”這與宗臣的《報劉一丈書》對當時官場污濁與官吏腐敗的揭露何其相似，作者對現實的觀察何等敏銳細緻。百回本《西遊記》對天宮﹑龍宮﹑地獄的弄虛作假﹑官官相護﹑骯髒交易的披露多麼令人浮想聯翩啊!他的《陌上佳人賦》堪與陶潛《閒情賦》相媲美。《宿田家》“柴門閉流水，犬吠花上月”堪稱絕句精品。最能表現他個性的則當數其《送我入門來》、《贈沙星士》﹑《答西玄公啓》，“狗有三升糠分，馬有三分龍性”，“雖貧杜甫還詩伯，縱老廉頗是將才”，“平生不肯受人憐，喜笑悲歌氣傲然”，狂傲不羈，並自稱“淮海豎儒”，“蓬門浪士”。
他在《花草新編序》中說：“重其人兼重其言，惟其藝不惟其類。麗則俱收，鄭衛可班於雅頌;洪纎並奏，鄶曹無間於齊秦。”強調文學創作的實績，重視藝術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麗”，美也，藝術形式美是其價值之所在。這就突破了明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文學觀，獨樹一幟，倡導文藝創作的“情”“摯”，追尋“奇”“麗”的藝術風格。他在《范寬溪山霽雪圖跋》中強調“真趣”“意象如生”;在《題沈青門寄畫海棠用東坡定惠院韻》中高倡“真趣”“獨絕”，雖是題畫詩，卻顯見其鑑賞旨趣——“意先足”、“奇賞”、“絕流俗”、“傳神”、“真淑”等。在《序技贈寫真李山人》中又強調“情趣”“真趣”，與後代公安派、李贄的文學主張何其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