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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賦的發展歷史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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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漢賦的發展歷史誰知道?

西漢前期

西漢前期,自高祖、惠帝、呂后、文帝至景帝,歷時六十多年,是漢賦的肇始期。在這一期間,由於文化政策相對寬鬆,優待士人,一改秦代 以法爲教,以吏爲師 、 焚書坑儒 的暴虐,故而使戰國後期從楚國開始興起的賦體文學,得以利用四海統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機,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發展。但是,又由於繼亡秦之後,百業凋弊,百廢待興,社會經濟曾極度困窘,正如《漢書·食貨志上》所說: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錢),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純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所以當整個社會皆處於如此嚴重的饑饉之中時,自然是不可能談得上文學發展的,即使 孝惠、高後之間,衣食滋殖 ,也仍然遠遠未能解決問題;到文、景之治,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才逐漸形成富庶繁榮景象。而與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相應,賦體文學也必然是走着一條相對漸進的道路。另外,爲恢復生產、發展經濟,這一時期在政治上佔據主導地位的是道家黃老 清靜無爲 ,以省儉爲本的思想。這種政策注諸文學,固然不會扼制漢賦的興起,也不可能爲以 鋪採摛文 爲特點的大賦的產生與發展,創造優裕的條件與豐厚的土壤。鑑於上述,這一時期賦體文學在創作上,還大體繼續着楚辭的.餘緒,以騷體賦爲主流,在相對緩慢的發展進程中,逐漸顯現向散體大賦的過渡與分流,因此有的文學史家稱:漢初,……只可算是辭的時代,而不是賦的時代。是基本合乎實際的。

漢初之賦,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八家,即陸賈、朱建、趙幽王劉友、賈誼、莊忌、枚乘、淮南王劉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門下羣臣賓客,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陸賈三篇、朱建二篇、劉友一篇,劉安八十二篇已全部亡佚,無法具論;餘下四家之作雖也不全,然畢竟尚可窺豹一斑。

西漢中期

西漢中期從武帝經昭帝至宣帝,九十餘年間是漢賦的鼎盛期。這一時期,由於積七十餘年休養生息的持續發展,政權鞏固,國力強大,疆域遼闊,封建皇權至高無上,思想觀念也趨向雜儒霸的輿論一律。與此相應,統治集團已不再以省儉爲本,而是好大喜功,耽於聲色享樂,並形成風氣,因此上自皇帝,皆喜愛最適於形象地再現這種時代風氣的賦體文學,從而給予大力提倡。這樣就爲賦體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極其豐厚的土壤,很快吸引了幾乎所有的文士爲之嘔心瀝血,殫思竭慮,馳騁才華,於是迅速出現了繁榮景象。僅據班固《漢書·藝文志》中依照劉向在成帝時經過審查篩選, 論而錄之 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賦家和九百三十篇賦作統計,這一時期就佔了絕大多數。此時的賦又以枚乘《七發》所展示的散體大賦爲主流,並將其發展到定型的極致,而繼楚辭餘緒的騷體賦則退居支流,爲世所輕了,所以這時才真正是賦的時代。

西漢後期

西漢後期經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近六十年間,國力日頹,王朝日衰。

在政治上,皇權削弱,外戚專擅,吏治腐敗,豪強大戶肆意兼併,統治集團日益侈靡,導致百姓愈發貧困化,無以爲生。僅據《漢書》,從元帝即位開始,在這一時期無論史實記錄,抑或大臣所上奏書,一句 人至相食 ,竟多次出現,社會矛盾迅速激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遂使局勢動盪不安,不可收拾,整個政權漸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哀帝時,諫大夫鮑宣就曾上書痛切指陳: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王莽篡位,西漢滅亡。如此政局,勢必給文學以深深的影響。作爲漢賦主體的散體大賦,其創作精神既然主要是 興廢繼絕,潤色鴻業 ,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那麼經一百多年的發展,隨着王朝的興旺,當其躍上全盛的頂峯之後,這時又隨着王朝的衰頹,既無什麼 鴻業 可供 潤色 ,又無多少 上德 可供 宣揚 ,所通 諷諭 不過起到 勸百 的作用,所盡 忠孝 亦只能爲虎作倀,再加上本身結體龐大臃腫,對客觀事物的靡麗鋪排往往淹埋主體情志,大量羅列奇詞僻字更使作品生澀詰屈,因而不可避免地漸露衰敗,走下坡路,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騷體賦,則在自身變革中,頑強地表現出繼續發展的態勢。

東漢前期

公元8年,西漢王朝被自身的腐敗擊垮,掌握大權的外戚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從此以後的十五年中,王莽打着變法改革的旗號,實際推行更加殘暴的統治,很快就激發了遍及全國的農民大起義,整個社會陷於戰亂之中,王莽新朝被摧毀。到公元25年,南陽豪強劉秀稱帝,重建漢朝,因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東漢自光武帝、明帝至章帝的六十餘年,史斷爲前期。這一時期大致可稱新建政權的經營、鞏固和發展期。值王莽新朝農民大起義之後,各地豪強並起,紛紛割據一方,因此光武帝首先面臨的是削平割據,安撫百性,整頓吏治,恢復生產。經過十多年用兵,國家得到統一,實行一定程度的讓步政策,政權逐漸穩固。到明帝時,甚至出現了 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後漢書·明帝紀》)的繁榮局面。

如此社會狀況,反饋到文學藝術主體的賦的創作中,就使得一個時期之內,前後景觀頗不相同:光武帝建武年間,繼西漢末世仍爲散體大賦衰歇,騷體賦活躍發展;而明帝永平年間,散體大賦卻猶如迴光返照,再度復燃,但畢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輝,成爲註定要退出歷史舞臺的最後一搏。

東漢後期

公元88年,漢章帝死,年僅十歲的和帝即位,外戚竇憲掌握了朝權;四年後,和帝依靠宦官鄭衆誅殺竇憲,又開始了宦官干政。從此,東漢王朝進入了由盛入衰的後期。經安帝、順帝到桓帝、靈帝,百餘年間,外戚、宦官往往通過野蠻屠殺交替專權,政治極其腐敗黑暗,豪強勢力惡性膨脹,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各種矛盾不斷激化,最後終於觸發了黃巾大起義,導致全國性的軍閥混戰,而東漢統治也就讓位於三國鼎立了。這樣的時代環境,使班固重新提倡的以 雍容揄揚 地頌聖爲特點的大賦失去了存在的條件,正直的文學家無論是 抒下情而通諷諭 ,還是 宣上德而盡忠孝 ,都隨時面臨受排擠、迫害甚至殺戮的危險,他們經常陷於憂思感憤之中,現實迫使他們對朝政失掉信心,總要在作品裏強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緒、思索。再加上文學領域除賦之外,詩歌也逐漸擺脫傳統經學、夷夏觀念的束縛,衝破音樂附庸的地位,成爲語言藝術的重要形式,走上自覺發展的道路,文苑已經不再是賦體一統天下。凡此種種,都必然給賦的創作以深刻的影響,促使其從內容到形式都一定要革故更新,從有固定模式,熱衷於脫離實際地聚事徵材、纂組辭藻而忽略、淡化主觀情志的抒發,轉變爲靈動自由,短小精悍,在對客觀事物的生動描繪中抒情述志的新體制,否則就勢必被不斷髮展的文學所淘汰。而這一時期,恰恰是漢賦完成了自身轉化獲得新生的重要時期,張衡則爲傑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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