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賦的形成和發展

導語：漢賦是在漢代涌現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漢賦的發展過程，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賦是兩漢四百年問最流行的文體，當時一般的文士都從事這種文體的寫作，有不少的人還爲此耗盡了畢生的才力。儘管它的思想和藝術的成就很難與唐詩、宋詞、元曲相媲美，但後代仍有不少文學評論家把它看成是一個時代文學的代表。

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長河中，漢賦同唐詩、宋詞.元曲一樣，在文體前標明時代，只是說明這一文體在這個時代達到了高峯，並不意味着這一文體在這個時代才突兀出現。它們在被文人引入文壇之前，都曾作爲一種通俗文學的形式，長期在民間流傳。賦作爲一種文體最早是在戰國後期的楚國開始興起來的，它的主要特點是“不歌而誦”，適宜於口

誦朗讀。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鋪敘和描寫，接近於散文;行文時又往往韻散間出，具有半詩半文的性質;在篇章結構上則多采用問答的形式。從我國文學史看，詩歌的產生先於散文，它在最初的階段與音樂有着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左傳》等先秦文獻中有着不少“歌詩”的記載，但同時就有着“賦詩”，即用口頭朗誦詩的記載。賦作爲一種新興文體，它不同於《詩經》中的作品，是不合樂歌唱的，當時人們根據這一特點，把它稱之爲“賦”，應該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漢代經師在解釋《詩經》時，又把它的表現手法歸結爲“賦，比，興”，而作爲表現手法的賦，正是鋪張敷陳意思。作爲文體的賦在手法上也確有鋪

張的特色，於是有人把二者混同起來，認爲賦休作品是由《詩經》賦的表現手法而發展起來的，其實並不確切。

根據現存材料，最早以賦名篇的是苟子。《荀子》書中的《成相》篇，就是作者採用當時流行在民間的勞動號子一類謳謠體而寫成的。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荀子》書中的《賦篇》也並非是荀子的憑空創造，其體裁也是流行於民問的通俗文學形式，由他吸收來進行嘗試寫作的。從《賦篇》的內容看，除《佹詩》外，寫的是禮、知、雲、蠶.箴五種事物，表現手法完全是採用“隱語”，即後世民間流行的猜謎語的方式，這也正是它的民俗性的證明。

在戰國大力寫賦的還有朱玉。宋玉也是楚國人，傳爲屈原的弟子。司馬遷在《史記·屈賈列傳》中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這裏，司馬遷是把辭、賦區別來說的，辭即楚辭，屬於詩的範圍，而賦雖出於楚辭，但它韻散間出，更接近於散文。《漢書·藝文志》把辭和賦通稱爲賦，並不符合實際情況。

宋玉的《九辯》是楚辭體，而其餘傳爲是他的作品者都是賦，它們都採用主客問答的方式，其開頭部分用散文寫明作賦的緣由，而主體部分則用鋪張的手法來描摹所賦事物的情況，絕少楚辭的那樣濃重的抒情成分，這正是賦體的特徵。

漢初賈誼.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有的雖以賦名篇，但大多是楚辭的餘緒，顯示由辭轉爲賦的過渡痕跡。而初步奠定漢賦體制的是枚乘的《七發》。《七發》說的是楚太子有病，吳客去問病。吳客首先指出奢侈享樂是太子病的根源，並非藥石鍼灸所能治療，接下去他分別以音樂、飲食，車馬、遊覽、田獵、觀濤的樂趣來啓發太子，由近及遠，由靜而動，逐步吸引太子的注意力，以改變他的生活方式。特別是觀濤一段，作者從多種角度來描摹濤的形狀及其變化，繪聲象形，豐滿生動，確把這“天下怪異詭觀”的最象呈現在讀者面前，而使人產生滌盪胸襟，發矇解惑的效果。正是在吳客這樣的誘導下，太子的病雖

然沒有完全好，但已。有起色”，喜悅的表情開始在眉宇之間出現，而漸及整個面部。在此基礎上，吳客進一步要介紹那些著名的“方術之士”來與太子“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於是太子據案而起，彷彿昕到了他們的“要言妙道”，出了一身大汗，病就完全好了。很顯然，作者認爲象楚太子這樣的貴族子弟所患的病要治好，除了要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外，更主要的是要用作者認定的聖人辯士的“要言妙道”來改變他們的志趣。這表明了作者對封建貴族奢侈腐化生活的不滿，客觀上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七發》在形式上採用主客問答的方式，中間雖然雜有少數楚辭式的語句，但就通篇來說是間有韻文的散文，在狀物敘事上則帶有鋪陳誇張的特點。這都爲後來司

馬相如等漢賦作家所繼承，發展而形成固定的所謂“七體”的格局，因此《七發》在賦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以上我們從文學本身敘述了作爲新興的文體賦的形成、發展和它的特點，但漢賦最繁盛的時期，以及最能代表漢賦特色的漢代大賦還沒有出現。它們的出現還要一定的社會條件來配合。

廣大勞動人民以血汗和生命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外貿易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和興旺，也爲君王貴族乃至地主豪商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質條件。他們誇富鬥奇，大興土木，起造宮室苑同，遊樂狩獵於其中，而漢賦的典型作品，即所謂的遊獵、京都大賦就正是以統治階級這樣的畸形的物質生活爲其直接的描寫對象的。漢初蕭何爲漢高

祖劉邦建造長樂宮、未央宮，劉邦感到豪華過分，蕭何卻回答說：“天子以網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而漢代賦家寫賦，正是用鋪張揚厲的文字來頌揚貴族君主的生活環境和他們的享樂，又以其富庶繁盛來襯托漢家天子的威嚴，這正好適應了統治階級說要盡情的享受，又要找出堂皇理由的虛僞心理。即使是賦的末尾那一點“歸之於節儉”的諷諫內容，也是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因爲這樣可以在他們極盡奢侈爲能事之後，求得心理上的平靜。而“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漢書·揚雄傳》的實例，正好說明這種諷諫的實際效用。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爲什麼漢武帝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早已聞名的著名賦家枚乘迎來長安。遺憾的是，儘管他用了最平穩的車子(所謂“安車蒲輪”)，但年老的枚乘仍經不起路途的顛簸而死於途中。我們也就會明白爲什麼當他讀到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時，會發出“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的感嘆。而當狗監楊得意說這是他的同鄉司馬相如所作，漢武帝真是又驚又喜，很快召見了司馬相如，並且成爲了他不離左右的侍從之臣。漢武帝如此，他以後的宣帝、成帝也是如此，他們都以利祿爲引誘，把許多著名的賦家招致到他們的周圍，這正是造成漢賦在漢武帝以後一段時間裏特別繁榮的重要原因。

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

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雲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 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班固對漢賦的完全肯定和讚揚，是由於他的政治立場所決定的，但他爲我們簡要地描述了漢賦繁盛時期的情況，同時也使我們認清了漢賦的社會作用和本質，它同《詩經》的雅頌一樣，是一種宮廷文學，是爲封建統治階級“潤色鴻業”服務的。

中國文學發展中常常出現這樣的情形，一種文學樣式在民間興起，漸漸被文人所重視.所運用，由一種被鄙視的俗體而成爲文壇的正統形式;而在這一過程中，它在體制上更加完備，在表現方法上更加精細，但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發展。漢賦也不例外。賦發展到漢代，它適應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在漢武帝等皇帝前大力提倡下而盛極一時，特別是由於衆多的作者的共同努力，使它的藝術的表現日趨完善，司馬相如正是這衆多作者中的最突出的人物。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是一個一生致力寫賦的文學家。《子虛上林賦》是他的'代表作品。這篇賦最早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它是借楚使於虛和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對話聯結成篇的。作品先由子虛和烏有先生互相誇耀楚齊遊獵的盛況，最後由亡是公以天子上林苑的壯麗、遊獵規模的盛大以壓倒齊楚，表示了漢天子君臨天下的聲威。聯繫到被平息不久的吳楚七國侯王的叛亂，作者這樣的描寫，在政治上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這也是它受到漢武帝的激賞的重要原因。這篇賦結構宏偉，詞彙豐富，多用駢語、排旬，層層渲染，氣勢充沛，時有生動形象的描寫，如描寫音樂的一段：

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

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

寓(字);撞千石之鐘，立萬

石之虞;建軍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

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

和;山陵爲之震動，川穀爲

之蕩波。

但總的說來，這種描寫誇張失實，而減弱了藝術感染人的力量，特別是由於它的寫法十分呆板而缺少變化，如描寫一個地方，總是其山怎樣，其石怎樣，其東、其南，其北，其西有什麼，其上，其下有什麼，又加上作者精通文字學，喜歡用奇詞僻字，因此單看某一個片段，似乎詞采絢麗，但從整體來看，卻象一件百衲衣，五光十色，斑駁陸離，失去了和

諧的自然之美。漢賦在司馬相如手中建立了固定的形體，《子虛上林賦》成爲後世賦家寫作的典範。自此以後，刻意模仿，形成風氣，以至象西漢末年的揚雄、東漢初年的班固等人，他們在思想，才力諸方面都堪稱大家，但他們的賦，都沒有越過《子虛上林賦》的藩籬，全然失去了自己的創造力。正是由於這一點，揚雄晚年覺悟到早年熱心寫賦不過是“童子雕蟲篆刻”的小技，而終止了賦的寫作。揚雄晚年這一看法與班固對賦的完全肯定一樣，都使我們進一步認識了漢斌的性質。聯繫到漢武帝時另一賦家枚皋“自悔類倡”的感嘆，更可以使我們明白在封建社會，文學進入宮廷，作家成爲御用時的地位的可悲，以及封建統治者熱心文藝的真實用意。

社會是耍前進的，它也就要求文學適應它的需要而有所變化。東漢末年社會種種矛盾的激化和鬥爭，人民的大起義，嚴重地打擊了儒家一尊的政治地位，也動搖了漢武帝以來寫賦以歌頌“上德”的舊的文學傳統，樂府詩

和五言詩以茁壯的生命力出現於文壇，賦也由此注入了新的血液，出現了張街、趙壹，禰衡等人以表達個人對時代、社會變化感受爲內窖的抒情小賦，顯示了賦的轉變和發展，後世仍有不爹人從事於賦的寫作，但無論如何它不再會成爲時代的主要文學形式，這也應該說是我國文學史發展的一個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