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散文日誌隨筆

我們家弟兄六個，有五個當過兵。當過兵的幾個弟兄，對大姐都比較冷淡。這冷淡，是有原因的：二哥1957年當的兵，當兵第二年便入了黨，接着要提他當幹部，說是提個排長。結果沒有提，沒提的原因是大姐夫的家庭出身——大姐夫家是“小土地出租者”。“小土地出租者”，就是家裏有些地，自己種不過來，讓給別人種，從中收點地租，得點好處，這也就有了“剝削行爲”。二哥沒有提上幹部，在部隊呆了兩年，便回到家鄉。回來後見了大姐，就不再說話。大姐爲此看着我母親哭，怪母親把她從城裏嫁到鄉下，嫁給一個有剝削行爲的`人，她說是她害了弟弟，毀了弟弟的前程。母親說當初把大姐嫁到鄉下，圖的是有口飯吃，誰想到會這樣！

自二哥的事之後，大姐就覺得自己有“罪”，對不住孃家弟弟，因此，她常常用行動來補自己的“過失”。

1962年，我們國家遭受自然災害，城裏人大多吃不飽，大姐就常常帶些地瓜、白菜，讓母親弄給我們吃。她家有棵杏樹，每到杏子成熟，大姐會打下些，用頭巾包了，走幾十裏，送到孃家來……但無論大姐怎樣做，她始終沒能走進我們弟兄心裏。因爲自二哥的事之後，我們小弟兄幾個，在入黨、提幹上，都有着與二哥相似的經歷……

大姐是1995年去世的。在她去世的前一年，我在老家的門前遇到她。那是4月間的一箇中午，大姐坐在老家門前的柳樹下，她的頭髮全白了，兩眼浮腫。我問她，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她說：來看看。其實，老家已沒人居住，幾間年久失修的老屋，門鎖着，麻雀在跳上跳下。

“這棵樹是我和俺媽栽的……”大姐撫摸着柳樹，告訴我，在這棵樹下，她抱過我們弟兄幾個，在春天，用柳枝兒爲我們編過小帽……

大姐活着的時候，沒有和我們弟兄幾個作過更多的語言交流。她唯一能對着哭訴的，是我們那早已過世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