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歷史梳理
八王之亂以來，西晉**政權崩潰，中國再次陷入長期的混戰之中，經歷了長達兩百餘年的胡漢交融，歷史終於從秦漢帝國走向了新生的隋唐帝國，而北朝和關中，則再次成爲了歷史的出口。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梳理，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楔子：舊時代的終結
秦漢帝國是中國歷史上極爲強盛的時代(尤以西漢武帝至宣帝時期爲頂峯)，而其強盛的基礎則在於極爲徹底的編戶齊民制度，國家通過控制編戶，強有力的保證了稅源、兵源的充足，爲其開疆拓土提供了條件。
但是自西漢元帝以來，伴隨着官僚機構的逐漸腐化，地方豪族出現，他們包庇人口、武斷鄉曲，他們的存在與秦漢帝國的體制相對立，到了東漢中期，部分豪族通過家傳經學逐步轉變爲士族，逐步從地方進入**官界，進一步鞏固其勢力。與之同時，官僚機構進一步腐化，導致皇權弱化，外戚和宦官不斷的爭鬥導致了**權威的喪失。在**和地方兩股離心勢力的影響下，國家對地方日漸失去控制，最終本爲監察區的州轉變爲行政區，帝國開始走向瓦解。
西晉雖然實現了短暫的統一，但是士族和豪族完全佔據了**與地方社會，國家對地方控制極弱，晉武帝繁瑣、細緻的佈局正體現了西晉局勢的一觸即潰，最終在晉武帝去世後不久，毀滅晉王朝的八王之亂正式爆發。
八王之亂看似爲宗室間的大混戰，但實質上則是被諸王引爲幕僚的士族間的亂戰。宗王本身並無自身勢力，他們在出鎮一方之後吸收當地士人進入都督府，成爲地方勢力的代言人，通過地方士族對州郡進行控制，趙王倫之孫秀、齊王冏之五公皆是地方上的次等士族代表(經知友@戴萬琦提醒，五公中四公籍貫不可考，身份難以認定，因爲無關主旨，所以行文的時候未經查證，確實是我的疏忽，不過縱觀齊王冏及其他諸王的幕僚構成，說各個宗王在構成上屬於士族政權當無大錯，也感謝執正)。因而八王之亂實質上是離心於**的地方勢力的亂戰，是**皇權與地方士族之間的矛盾，體現了西晉社會整合的失敗。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內遷的胡人站上了歷史的前臺。
綜而言之，魏晉時代無法統一最重要的問題，在於秦漢的編戶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士族和豪族成爲了地方上的主宰，如何處理與其的關係，成爲魏晉時代最爲嚴峻的問題。
魏晉時代的北中國歷史可以分爲三段：五胡時代、北魏時代、北朝時代。其中北魏時代以孝文帝遷都洛陽爲界又可分爲“後五胡時代”和“前北朝時代”。就北中國的具體事實而言，其主要矛盾有一橫一縱。
橫向的矛盾在於民族關係(魏晉時代的民族矛盾與近現代以來的國族矛盾截然不同，魏晉時代遠遠沒有出現政治意義的民族共同體，此時的民族是以文化爲基本區分標準的，因而斷不可以近代視角觀之)，胡族的活躍造成其塞北體制、文化與漢地的強烈衝突，造成強烈的民族矛盾，突出表現在兩趙時代，這一矛盾貫穿整個五胡時代。
縱向的矛盾在於階層關係(政治矛盾)，長期以來士族都是官僚的主要構成，胡族君主如何處理與士族、寒門、地方豪族的關係，直接影響到帝國的統治基礎是否穩固的問題，這一矛盾在孝文帝門閥改革之後表現的尤爲突出，造成了北魏末期的崩潰，併成爲北朝時代最爲重要的議題。
一、胡漢分治與兩趙時代
長期以來，北方的胡族都保持着部落制的社會組織形式，但是五胡的君主早已不是北方的單于，而是帝國的皇帝，如何處理胡族與漢族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之間的關係，便成爲擺在胡族君主面前的重要問題。應該承認，雖然如劉淵這樣的君主對漢文化有着豐富的瞭解，但是胡漢社會的矛盾並不是靠君主的個人才能便可以解決的，在五胡時代初期，胡族君主對此往往沒有什麼辦法，因而他們只能選擇一種較爲簡單的方式：胡漢分治。
所謂胡漢分治，顧名思義是對胡族和漢族兩種不同的社會實行不同的統治方式，一方面模仿漢人官僚結構，建立一套漢化的帝國系統，另一方面建立一套專門管理胡族的機構和組織，兩者互不干擾，同時並存。由此形成皇帝-官僚-州郡、大單于-酋長-部落兩套系統。
胡漢分治的重要標誌便是大單于的設立。大單于即是胡族機構的長官，一般由宗室擔任，諸如劉聰、石虎都曾任此職，兩趙時期大單于基本相當於皇位繼承人，大單于的專屬機構爲單于臺，下設左右輔及其他官吏，【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爲之】，屬於胡族自治的範疇。
應該說胡漢分治的體制是極其簡陋的，並沒有試圖解決胡漢對立的問題，只是將之擱置以圖穩定，卻爲王朝埋下了隱患。這體現了五胡時代前期，受制於時代的影響，胡漢矛盾的難以調和，而這種民族矛盾又深刻的體現在兩趙政權之中。
如果說劉淵冒稱漢室體現了他的漢化傾向的話，隨着靳準之亂的爆發，劉漢政權之內的胡漢矛盾也顯現出來。劉曜平定叛亂之後改國號曰趙，是爲前趙政權。前趙雖與前漢一脈相承，但是在政治認同上卻是屬於兩個完全的系統，劉耀以【冒頓配天，以元海配上帝】，實則意味着拋棄了劉淵所宣揚的劉漢宗親的身份，迴歸了匈奴傳統，體現了五胡時代的胡漢對立。
後趙政權的體制與前趙基本相同，同樣以大單于爲核心構建了一套胡漢分治的體系，而其民族矛盾比之更爲嚴峻，最終在宗室、武人的亂戰之中，後趙政權在冉閔的大屠殺政策中落下帷幕。
除了胡漢分治以外，兩趙政權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宗室之間的殘殺。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中直言，宗室在兩趙政權中佔據重要地位，實則是繼承於胡族部落傳統，宗室掌握了軍政大權，往往對皇權造成威脅，皇權爲了鞏固權力提拔外戚、宦官，最終加劇了政治內鬥，引發了政權的衰亡。
應該看到，宗室問題體現了在五胡時代初期胡族傳統和漢族體制的衝突，如何抑制宗室，加強皇權成爲五胡時代的重要命題。
總而言之，兩趙時代作爲五胡時代的前期，是胡漢矛盾最爲激烈的時代，內亂、屠殺層出不窮，體現了胡漢衝突對於政權穩定的烈影響。就其體制而言，主要體現在胡漢分治和宗室掌權兩個方面，顯現出胡漢融合依然任重道遠。
二、五胡時代的後期與秦燕對立
冉閔之亂後，後趙政權趨於崩潰，北中國再次陷入混亂之中，而繼之而起的則是前秦和前燕兩個政權，兩個政權處於五胡時代的後期，都對胡漢問題進行了一定的解決，促進了民族融合的過程，但是仔細考察兩國的體制，會發現由於地緣條件、社會結構的不同，兩個政權的體制存在不同的傾向，而這兩種不同的傾向也成爲北魏政治的先聲。(同時存在的還有前涼政權，應當說諸涼政權保存了大量經學文化，爲之後的胡漢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由於其具有一定的地緣獨立性，與北中國政治主線關聯較小，在此不論)
(1)前燕與士族政治
前燕政權應當說是五胡時代漢化較爲成功的政權了，這與其特殊的地緣條件息息相關，晉末以來神州沉陸，地方勢力較大的豪族以塢堡的形式在亂世中生存，而那些勢力較弱或是不願忍受戰火的漢族士人則開始逃離中原，去往邊疆。陳寅恪先生敏銳的指出五胡時代漢人的遷徙大體有三個方向，向南投奔東晉、向西投奔前涼、向東投奔前燕。
由於前燕所處的關東地區歷來以文化見長，因而漢人士大夫的文化素養對前燕政權的性格產生很大影響，他們也成爲前燕政權入主中原的中堅力量。前燕政權憑藉這一優勢，積極推崇晉室、僑置郡縣以便吸引、安置漢人，並建立一套漢族官僚體制，將士人吸納進入前燕政權之中。晉書如是記載，【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北海逢羨、廣平遊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肱……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就體制而論，前燕與兩趙相比一個重大的區別在於其廢除了以大單于核心的胡族自治系統，整個政權的中上層只有一套統一的漢化體制，體現了五胡時代後期的進步。但是這並不意味整個前燕政權的體制都是一元化的，其中還設有軍封(營戶)，即由宗室統領的.軍事特區，這一區域由宗室自治，君主對其控制較弱，應該說是胡漢分治體制的改善版本，同時也是北魏軍鎮的先聲。與兩趙相比，其進步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軍封與州郡只是軍事與行政的對立，而不是胡漢的民族對立，其對立範圍已經**縮小，第二，兩趙政權自上而下的設置了一整套胡族自治體制，而軍封只是作爲特殊行政區存在，不涉及中上層的國家行政結構，中上層結構依然是一元化。
雖然前燕大量吸收漢人，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大多身處地方州郡或是中層官僚，真正佔據政治核心的依然是宗室貴族，不得不說這同樣體現了胡族傳統的影響。雖然前燕政權在體制上與兩趙時代的胡漢分治相比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是在政治核心層宗室和皇權的鬥爭依然激烈，在劇烈的內鬥和上層自身的腐化之中前燕政權最終被前秦所滅。
(2)前秦與皇權政治
之後我們再來看前秦政權。前秦政權前期同樣沿襲了兩趙的胡漢分治體制，苻健在【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同時這一時間前秦政權主要由氐族酋豪構成，【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定樑楞爲前將軍, 領左長史……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
然而到了苻生時期，大單于一職便不再見諸於史籍，胡族體制也逐漸被漢化體制取代，也就是所謂【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到了苻堅時代，其行政體制更是進一步完善，應該說前秦政權同樣改進了胡漢分治的體制，爲民族問題的解決做出了貢獻。
然而同爲五胡時代後期，前秦政權卻顯現了與前燕政權截然不同的政治氣象。前燕後期已然是一派腐化之相，【王公貴戚，多佔民爲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這樣的景象哪怕即使是敗亡之際也未在前秦出現，恰恰相反，史載其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谷川道雄甚至直言“讓人想到了類似漢唐統一帝國的極盛時期”，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異呢?我認爲相當於從地緣條件和政治體制之中尋找答案。
如果說關東濃厚的文化氛圍造就了前燕的“士族政治”，那麼關中的景象卻是截然不同，自古以來關中地區彪悍尚武，文化素養相對較弱，故有【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俗語，加之東漢以來關中飽經戰火，士族進一步凋零，前秦政權內部士族勢力十分弱小，正是在這一特殊的社會條件下，前秦政權創造了與前燕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苻堅統治期間，重用王猛等漢人官僚，打擊氐族權貴，建立了強大的專制體制。苻健皇后之弟特進強德【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屍於市】，鄧羌【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豪強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僚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苻堅不禁感嘆：【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
前秦的這番景象不禁使人聯想到了同爲關中政權的嬴秦與西漢，其厲行法治、打擊豪強之決絕，彷彿使人置身於恢弘的秦漢帝國，那是一個君權強盛的時代，也是一個文德昌明的時代，在苻堅和王猛的身上人們重新發現了這種“關中性格”。
在中國古代史的前半期，北中國存在兩個核心區域，也就是關中和關東，由於地緣條件和社會風俗的不同，二者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模式，正如戰國時代秦國與六國的對立一般，在五胡晚期，前秦和前燕代表着關中和關東再次對立起來，這一次的對立，也成爲北周、北齊對立的先聲。
自秦漢而魏晉，漢族社會中存在着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一種強調君權至上，追求君主的絕對權威，另一種強調士族利益，主張將士族廣泛吸納入政權之中，前者是秦漢傳統，後者是魏晉風貌，前者代表皇權政治，後者代表士族政治，當民族問題逐漸緩解，更爲現實的政治問題擺在胡族君主面前，是迴歸秦漢帝制，還是接受魏晉現實，這樣的爭論從燕秦之爭延續到北魏時代，成爲貫穿北朝史的重要議題，而此時仍只是萌芽。
然而秦漢帝國存在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了，在士族與豪族縱橫的魏晉時代，他們不可能建立一套覆蓋整個北中國的戶籍制度，更不可能重建秦漢時代“一君萬民”的政治體制。前秦政權打擊士族、豪強，卻無法建立完善的戶籍制度，最終導致了淝水之戰後由於對地方控制能力的不足，前秦政權土崩瓦解，可以說，前秦政權的敗亡，在民族矛盾的背後，同樣隱藏着政治上的矛盾。
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論及前秦的敗亡，認爲之前苻堅遷徙氐人分守重鎮的政策導致了**地區實力虛弱，是一大失政。但是苻堅之所以要遷徙氐人，恰恰是因爲之前北海公苻重在洛陽謀反，因而才希望通過這一政策穩固關東。對於前秦政權而言，遷徙氐人是叛亂，不遷徙氐人同樣也是叛亂，這與政策本身並無關係，前秦政權本身已經陷入了一個死局，這個死局的關鍵就在於其所追求的秦漢體制。
綜上所論，前秦政權是民族矛盾和體制問題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由於此時民族間矛盾極深，五胡貴族在無法真正融入前秦政權之中，另一方面由於前秦打擊豪強的政策，他們對地方控制能力極弱，一旦叛亂爆發根本無力阻擋。
苻堅和王猛嚮往着那個恢弘的秦漢時代，他不顧所有人的阻攔一心南征，只是因爲他用一生追尋着那個【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如赤子】的全新世界，也許他最大的錯誤，就是不該在在一個士族桀驁、夷狄**詐的時代，追尋着不合時宜的理想，徒留後人憑弔。
關中與關東、皇權與貴族，在五百年後，歷史彷彿重新回到了秦與六國的時代，只不過這一次，歷史的出口更加遙遠。五胡晚期的燕秦對立，意味着胡漢矛盾開始逐步緩解，胡族君主開始探尋歷史的出路，開始嘗試建構一套全新的政治體制，待到北魏重新統一北方，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
三、崔浩事件與北魏的政治分野
淝水之戰後，統一的前秦政權開始崩潰，各個政權紛紛復立，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當屬北魏政權，道武帝拓跋珪在參合陂大破後燕軍隊，自此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
北魏的前身代國在五胡時代前期並無特殊之處，距離中原核心區也十分遙遠，那麼北魏政權究竟憑藉什麼樣的特質纔會如此迅速的崛起呢?近人論及此時北魏體制，無不提及離散諸部一事。
【登國初，太祖散諸部落，始同編戶】，【道武平中原……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所謂離散諸部，顧名思義，即是將原有的塞北部落體制徹底打碎，由**進行直接控制，以此達到加強皇權的作用。但是必須要強調的是，如果認爲北魏就此便實現了**集權，能夠對地方實行強有力的直接控制，恐怕與事實不符。
事實上，離散諸部的政策並不是道武帝的獨創，早在前秦時代，苻堅便實施了相應的政策，【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這既印證了苻堅恢復皇權體制的志向，卻從側面證明了制度與現實政治的脫節，前秦最終便亡於社會整合的失敗。
魏晉時代中國之所以難以統一，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整合以士族、豪族爲代表的中層社會。士族和豪族在地方擁有強大勢力，使得可供王朝利用的編戶十分稀少，王朝的財政、軍事力量得不到保證，如果不能將這些中層社會整合進政權之中，帝國的統治根本無法穩固。而在胡族政權之中，以君長、酋豪爲代表的部落首領同樣是與之性質類似的中層領袖，想要利用一項改革就徹底擊垮他們顯然是不可能的，所謂【始同編戶】更多的只是一種政治理想罷了。
胡族體制被打碎之後，如何儘可能的整合胡漢中層社會力量便成爲擺在北魏政權面前的重要命題，由此產生了宗主督護制。宗主督護制是對漢豪族權力的承認，也是對胡族酋豪的妥協，使之成爲北魏政權的基層領袖，既吻合漢地的社會結構，也是北魏前半期國家力量的極限。
北魏的歷史以孝文帝遷都洛陽爲界，可以劃分爲前後兩期，前半期爲後五胡時代，後半期爲前北朝時代，劃分的依據在於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胡漢民族矛盾依然是北魏政權的主要矛盾，但是政治矛盾也開始顯現，而到了後半期，隨着孝文帝改革的深入，民族融合逐漸完成，政治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爲北魏政權的主要問題，開北朝之先聲。
自五胡後期以來，民族矛盾開始緩和，更爲現實的政治問題開始顯現出來，亦即如何整合社會各個階層，鞏固政權的統治基礎，維護帝國的統治。這一問題在五胡後期便開始出現，前秦和前燕給出不同的解答路徑，北魏即將統一北中國，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一問題能夠得到順利解決，恰恰相反，北魏政權內部出現了鮮明的政治分野。這一矛盾的第一次突出展現，在於崔浩事件。
崔浩作爲太武帝拓跋燾的首要文臣，爲北魏統一北方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不僅僅是因爲他屢出奇計大勝敵國，更爲重要的一點在於他作爲北方士族的領袖，積極幫助北魏政權吸收北方士族，擴大了統治基礎，推進了漢化進程。史載【冠冕州邦、賢儁之胄】【皆差次敘用】。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功臣，最後卻在國史一案慘死，近人對此事論述已多，尤以陳寅恪先生所論影響最廣。“崔浩事件的發生，表明在北魏的政治上，鮮卑部酋反漢化的力量超過了漢人儒家大族的漢化力量。”陳先生敏銳的抓住了北魏前期的胡漢民族矛盾，可謂真知灼見，但是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在於，在崔浩事件中太武帝的態度又是怎麼樣的?
《北史·崔浩傳》記載【帝大怒，使有司按浩……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太武帝這種大怒應該說值得關注的，中國曆來重視史書，但是因史書編纂而遭致如此滅頂之災的事件卻並不多見，崔浩爲太武朝首臣，爲北魏統一立下了不世之功，然而面對鮮卑貴族的攻擊，太武帝不僅沒有保護崔浩，反而藉機大肆打擊漢人士族，試想氐族豪酋何嘗不憤恨於王猛，但是即使他們想要誅殺王猛，苻堅又怎麼可能會應允呢?又據《魏書·崔浩傳》【世祖繼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可見鮮卑舊貴族對崔浩的不滿早已存在，而太武帝卻一心維護崔浩。那麼何以在國史案中太武帝的態度發生瞭如此巨大的轉變?崔浩與太武帝之間的關係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不由得讓我們深思其背後的政治因素。
《北史·盧玄傳》記載【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崔浩所謂【分明姓族】直指恢復魏晉時代的門閥體制，讓漢人士族進入進入北魏的政治核心，是孝文帝分定氏族的先聲，太武帝與崔浩關係的轉變，或因於此。
太武帝在位期間南征北戰，統一北方，同時重視儒學，設立國子太學，加之部落傳統的影響，太武帝的政治傾向帶有鮮明的皇權色彩，強調君主的權威，然而崔浩在得勢以後，試圖建立門閥體制，這與太武帝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馳，二人雖然表面上關係如舊，但是暗地之中確實矛盾叢生，最終導致了國史之案中太武帝不僅不維護崔浩，反而將之夷族的慘劇。
由此我們再來重新梳理一下崔浩事件所反映的現象，從民族矛盾的明線上來看，崔浩死於胡漢矛盾，但是從政治分野的暗線上來看，太武帝皇權政治與崔浩門閥政治的矛盾纔是崔浩之悲劇的內在原因。
在北魏政權內部存在皇權君主、漢人士族、鮮卑貴族三種政治勢力，分別對應着秦漢帝制、魏晉門閥、塞北部落三種社會體制，太武帝與崔浩因漢化的共同目標結合起來，崔浩幫助北魏吸收士人鞏固其統治基礎，太武帝則給予漢人高門以優待，二者共同合作，共同限制鮮卑舊貴族的反動。然而到了太武帝后期，隨着士族大量進入政界，之前掩蓋於漢化目標之下的太武帝和崔浩的政治分歧日益凸顯，最終導致了二人的決裂，太武帝最終借鮮卑舊貴族之力對崔浩及漢人士族進行強力打擊。
過去論及北魏政治，關注胡漢矛盾者多，重視政治矛盾者少，應當來說，在漢化集團內部，依照其政治理想的不同，又可分爲皇權派和門閥派，因而北魏政權內部，既存在胡族勢力與漢化集團的對立，也存在內亞部落體制、秦漢皇權政治、魏晉門閥體制三種不同政治傾向的對立，而這樣的鬥爭在北魏之後的歷史中依然存在，影響了北魏後期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