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獻與古代社會研究的現狀

由《中國史研究》雜誌社和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聯合主辦的“歷史文獻與古代社會研究的現狀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於6月25—27日在廣州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南開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四川大學等單位的80多名專家與會，共提交相關論文69篇。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暨南大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夏泉，《中國史研究》主編彭衛，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劉正剛等在開幕式發言時指出，歷史文獻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大數據時代給中國古代史研究帶來了不可忽視的機遇與挑戰，隨着更多新文獻不斷被發現、特別是數據庫等應用方式的普及，需要研究者具備更好的史識與問題意識；應該處理好傳世文獻與出土新資料之間的關係，不能過度重視新資料而忽視傳世文獻；歷史文獻的書寫在不同時代都有可能經歷了增減和改造，因此歷史研究者還要做好文本考證工作，處理好追求小“真”與大“真”的關係。

在大會學術報告和小組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分別選取正史、文集、志書、檔案、類書等傳世文獻資料及考古發掘、碑刻、簡牘等資料，就其如何促進古代社會研究展開熱烈討論。從論文及討論情況看，此次會議有四個特點：

其一，這是一次多學科交叉的學術研討會。會議收到的學術論文涉及歷史學、文獻學、民族學、人類學、文學、考古學、宗教學等不同學科，還有部分學者提交了大數據時代如何深化中國古代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呈現出多學科交叉的特點，對於開闊學術視野，豐富研究視角，以及學科之間相互借鑑研究方法等，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其二，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並重。大多數學者仍偏重於從傳世歷史文獻中發現新問題，或對傳世文獻進行新解讀，也有部分學者重視對新發現的文獻材料的運用，如對韓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相關機構所藏文獻的新發現進行探討，對閩東地區新發現契約文書展開研究，還有學者重視對出土文獻的運用與解讀。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程章燦教授認爲書札是提供歷史人物與事件信息的第一手資料，其史料、藝術、文物價值都很重要。書札文獻的整理出版有字跡辨認難、收發信人考證難、多頁書信排序難、甄別真僞難等困難，需要從文獻史料角度、書法藝術角度以及箋紙文物角度相互結合，推進數量衆多的歷史書札的研究和利用。

其三，注重運用多種文獻資料展開比較研究。與會專家的研究中展現出將傳統文獻（如正史、文集、筆記、方誌等）、民間文獻（如碑刻、家譜）、新出土資料、口述資料等進行比較互證，展開對某一問題的研究討論的特點。如著名蒙元史專家、南京大學劉迎勝教授，針對陳桱《通鑑續編》中一段與蒙古先世和成吉思汗建國前有關的'記載，與《元史》《聖武親征錄》《蒙古祕史》等文獻進行細緻比對，進而對《通鑑續編》中的相關記載及其傳播流變做了細緻考察。劉正剛教授以明初女官制度爲例，指出地方文獻對正史有重要的補充完善價值，雖然女官個體在正史中不見蹤影，但通過地方誌、文集、碑刻、族譜等資料，可以逐步復原她們的鮮活形象。

其四，對史學理論與方法的探討，也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如對歷史實證主義的思考，對目前學界存在的“二重證據法”的過度解讀現象的思考和認識等。東北師範大學趙軼峯教授提出要重新思考歷史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彭衛教授以秦漢史爲例，提出應當處理好傳世文獻與新出資料的關係，他認爲傳世文獻是構建我們對秦漢時代歷史想象的基本脈絡和空間，出土資料一個重要功用在於糾謬、連接歷史碎片，兩者之間是互補而非替代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