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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報內容之中國戲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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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曲源遠流長,它最早是從模仿勞動的歌舞中產生的。

手抄報內容之中國戲曲歷史

(一)先秦——戲曲的萌芽期。《詩經》裏的“頌”,《楚辭》裏的“九歌”,就是祭神時歌舞的唱詞。從春秋戰國到漢代,在娛神的歌舞中逐漸演變出娛人的歌舞。從漢魏到中唐,又先後出現了以競技爲主的“角抵”(即百戲)、以問答方式表演的“參軍戲”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搖娘”等,這些都是萌芽狀態的戲劇。

(二)唐代(中後期)——戲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後,我國戲劇飛躍發展,戲劇藝術逐漸形成。

(三)宋金——戲曲的發展期。宋代的“雜劇”,金代的“院本”和講唱形式的“諸宮調”,從樂曲、結構到內容,都爲元代雜劇打下了基礎。

(四)元代——戲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雜劇”就在原有基礎上大大發展,成爲一種新型的戲劇。它具備了戲劇的基本特點,標誌着我國戲劇進入成熟的階段。

元雜劇是在民間戲曲肥沃土壤上,繼承和發展前代各種文學藝術的成就,經過教坊、行院、伶人、樂師及“書會”人才的共同努力,而改進和創造出來的綜合性舞臺藝術。在形上,元雜劇用北曲四大套數安排故事情節,不連貫處,則用楔子結合,形成了一本四折一楔的通常格式(王實甫的《西廂記》是元雜劇中獨有的長篇,共寫了五本二十一折),每折用同一宮調的若干曲牌組成套曲,必要時另加“楔子”。結尾用兩句、四句或八句詩句概括全劇的內容,叫“題目正名”。每折包括曲詞、說白(賓白)和科(科泛)三部分。曲詞是按導師情需要的曲牌填寫的文字,也叫曲文、唱詞或歌詞。其作用是敘述故事情節、刻畫人物性格。全部曲詞都押同一韻腳。說白是用說話形式表達劇情或交代人物關係的一種藝術手段,分對白(角色之間的對話)、獨白(角色獨自抒發個人感情和願望的話)和旁白(角色揹着臺上其他劇中人對觀衆說的話)、帶白(插在曲詞中的說白)等。科是動作、表情等。一本劇通常由正末或正旦一人來唱,其它腳色有白無唱。正末主唱的稱“末本”,正旦主唱的`稱“旦本”。

角色:

末:男角。元雜劇中的正末是劇中的男性主角。

旦:扮演女性人物。正旦(劇中女主角)、小旦、搽旦。

淨:俗稱“花臉”“花面”,大都扮演性格或相貌上有特異之點的男性人物。如《竇娥冤》中的公人(官府差役)即屬淨。

醜:又稱“三花臉”或“小花臉”多扮演性格詼諧的人物,有文丑和武丑之分。

外:元雜劇中有外末、外旦、外淨等,是末、旦、淨等行當的次要角色。監斬官——外末。

雜:又稱“雜當”。扮演老婦人的角色名。如:蔡婆婆。

元雜劇作家,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創作的劇本至少在五六百種以上,保留到現在的也還有一百五十多種。這些作品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會生活的面貌,其中有許多優秀作品,已成爲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例如關漢卿的《竇娥冤》通過描寫一個善良無辜的童養媳竇娥的悲慘遭遇,反映了者的殘酷剝削、地痞流氓的敲詐勒索和貪官污吏的徇私枉法,深刻地揭露了元朝社會的黑暗現實,歌頌了被壓迫者感天動地的堅強意志和寧死不屈的反抗精神。馬致遠的《漢宮秋》,藉助歷史題材,通過描寫王昭君爲國獻身、毛延壽賣國救榮和王公大臣的無能,對元代的民族壓迫進行無情地揭露,對當時的統治者給予辛辣的嘲諷。王實甫的《西廂記》,描寫了封建社會青年男女爭取婚姻自主的故事。從“驚豔”、“聯吟”到“賴婚”,充分表現了崔鶯鶯對愛情的渴望。但她出身於名門望,受到封建禮教的薰陶和束縛,因此,又有“鬧簡”、“賴簡”等曲折和反覆。在“聽琴”、“佳期”、“長亭”幾折戲中她終於走上了叛逆的道路,爲作品增添了濃厚的喜劇色彩。全劇以爭取婚姻自主與恪守“父母之命”的矛盾爲主線,以崔鶯鶯、張珙和紅娘三人之間的誤會和衝突爲副線,互相交織,有節奏地展開,時張時弛,時動時靜,時喜時悲,時聚時散,揮灑自如,色彩斑斕。它那“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主題思想和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都具有強大的藝術魅力,能給人以強烈的感染,深爲廣大羣衆所喜愛。

元曲四大家:關漢卿——《竇娥冤》;鄭光祖——《倩女離魂》;白樸——《梧桐雨》;馬致遠——《漢宮秋》;

(五)明清——戲曲的繁榮期。戲曲到了明代,傳奇發展起來了。明代傳奇的前身是宋元時代的南戲(南戲是南曲戲文的簡稱,它是在宋代雜劇的基礎上,與南方地區曲調結合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興的戲劇形式。溫州是它的發祥地)。南戲在體制上與北雜劇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開場白的交代情節,多是大團圓的結局,風格上大都比較纏綿,不像北雜劇那樣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較自由,更便於表現生活。可惜早期南戲的本子保留下來的極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戲纔開始興盛,經過文人的加工和提高,這種本來不夠嚴整的短小戲曲,終於變成相當完整的長篇劇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記》就是一部由南戲向傳奇過渡的作品。這部作品的題材,來源於民間傳說,比較完整地表現了一個故事,並且有一定的戲劇性,曾被譽爲“南戲中興之祖”。明代中葉,傳奇作家和劇本大量涌現,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湯顯祖。他一生寫了許多傳奇劇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過杜麗娘和柳夢梅死生離合的故事,歌頌了反對封建禮教,追求幸福愛情,要求個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給愛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戰勝了封建禮教的束縛,取得了最後勝利。這一點,在當時封建禮教牢固統治的社會裏,是有深遠的社會意義的。這個劇作問世三百年來,一直受到讀者和觀衆的喜愛,直到今天,“閨塾”、“驚夢”等片斷還活躍在戲曲表演的舞臺上,放射着它那藝術的光輝。

相傳,清朝初年的北京有四大劇種,即南昆、北弋、東柳、西梆。據嘉慶八年的記載:“有明肇始崑腔,洋洋盈耳,而弋陽、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會,笙磬同音,歌舞昇平,伶工薈萃,莫感於京華。”也說明了當時這一歷史盛況。其中所謂南昆即流行於江南崑山一帶的崑山腔;北弋指南戲與北曲結合,產生於江西弋陽地區的弋陽腔,即流傳到北方形成的高腔,也就是當時盛行於京城的京腔;東柳即流行於山東的柳子腔;西梆自然是我國西北廣爲流傳的梆子腔,也就是秦腔。說明了東西南北四方藝人彙集北京的盛況。

從當前來看,以上四大聲腔已遠遠超出了自己的原有範圍,有的早已遍及全國許多省份,弋陽腔(即高腔)更是在安徽、浙江、江蘇、湖南、湖北、福建、廣東、雲南、貴州、四川、河北廣爲流傳,因此有關人士認爲這種說法並不科學,但是這種歷史形成的說法還是客觀地反映了歷史事實。從當前戲曲劇種的分佈來看,崑劇在上海、南京、浙江、湖南還是有相當的觀衆基礎。弋陽腔不但在北方紮根,從乾隆年間,在京師“六大名班,九城輪轉”,而且對京劇以及一些北方劇種的形成發揮了重要影響,就是在江南一帶的流傳也主要是在許多北方語系的地區。柳子腔(包括受其影響的柳琴戲)雖然流行於河南、蘇北、冀南、皖北等地,但是它重要的活動還是山東的曲阜、泰安、臨沂。秦腔(即山陝梆子)以及由其發展而來的山西、河南、河北等各地的梆子腔儘管至今在北方盛行,然而我們在甘肅、寧夏、陝西等地看到的秦腔卻有着更深厚、更古老的根基和更廣泛的觀衆羣,所以說“南昆、北弋、東柳、西梆”的說法是有歷史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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