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與中國科學

導語：文藝復興時期，西方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爲什麼這種潮流沒能帶動中國的科技發展呢?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比較中國的歷史進程和西方的歷史進程，有一個令人深思的疑惑。古代西方在經歷了古希臘、羅馬的繁榮之後，雖然一度步入近千年的中世紀，遭遇到暫時的倒退、混亂和衰敗，但歷史的進程仍然呈現出上升演進的趨勢，到1500年左右，中世紀時代臨近結束時，歐洲的技術與政治和經濟結構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中佔有決定性的優勢，以至於文藝復興之後，隨着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起，近代科學如朝霞般噴薄而出，極大地推動並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直接影響了近代西方的繁榮和強盛。反觀我國的歷史進程，到唐代時中國曾一度成爲世界上最強大、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然而，唐之後，中國就開始衰敗，衰敗了千百年，衰敗得讓中國這個若大的民族任人欺辱、任人宰割。爲什麼古希臘、羅馬繁榮得以延續，甚至整個中世紀都沒有停止前進的步伐?爲什麼中國在經歷了唐朝盛世之後就一蹶不振，衰敗千年?爲什麼近代科學在西方中世紀結束之後能迅速興起，而在中國卻沒有產生近代科學?我認爲，歸根到底，是儒家思想導致的。

近代科學技術的重要形態就是科學技術的研究必須以嚴密的理論體系爲前提，而科學理論體系得以建立的基礎是理性思維並由此而產生的哲學體系。理性思維是人的認識的最高階段，而從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這一認識過程的實現靠的是運用形而上學方法的形式邏輯，沒有形而上學的方法，人類的認識不可能從感性認識經過知性達到理性認識。西方先哲們正是運用了形而上學的方法，發明了“發明的發明”——科學的思維工具，並在此基礎上創造出龐大的哲學體系和科學體系，爲西方近代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難怪愛因斯坦在回答美國科學家斯威策對“李約瑟難題”的提問時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爲基礎，那就是古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

事實上，在古希臘，自然科學一開始就是和哲學融爲一體的。哲學包容萬象，自然科學都屬於哲學範疇，所以西方古代的大哲學家多是科學家。從德謨克利特、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到理士多德，他們無不集哲學家和科學家於一身。所以，西方從古希臘開始就有了理性思維的傳統，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嚴密的形式邏輯體系，不僅爲近代科學的誕生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爲後來的科學研究奠定了方法論基礎，而古希臘人對真理的熱愛，對探求自然奧祕的巨大的好奇心和大膽的批判精神更是爲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不竭動力。

而縱觀中國古今，儘管出了許多大思想家、理論家，卻沒有出過一位本體論意義上的哲學家。孔子的`學說與其說是哲學，不如說是一種政治學說。儒學志在明道救世，其價值目標和終極關懷始終是社會的長治久安，對於有關社會治亂和國家大事以外的自然奧祕和宇宙本源少有論及，而對於彼岸世界更是毫無興趣。從孔子開始，儒家只講具體的“道”。不談抽象的“道”，特別是沒有宇宙本體論意義上的“道”，無論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貫之”，還是孟子的“得天下有道”，都只侷限於六合之內。荀子也繼承了這一傳統，他說：“道也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強國》，“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儒家的這種務實思想，表現在思維方式上是重實際而輕玄想，重形象思維而輕抽象思維，表現在價值觀上是以實用爲上。這樣，儒家從一開始就把中國人的價值追求引向了務實，引向了功利，而不是像西方古希臘的先哲們那樣，從一開始就把人的價值追求引向了求真。在古希臘人看來，“愛智慧”(從事哲學活動)是追求人生境界的體現，而不是以實用爲目的。亞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我們追求它(智慧)，並不是爲了其它效用”。儒家的這種實用性、功利性的價值觀由此而影響、形成並主導了中國人後來幾千年的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

從生存方式上講，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成爲人們普遍追求的價值取向。古代中國人對與功利無關的事情不感興趣，他們關心和研究的多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而很少去關注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天人合一”也僅僅是想說明“天道”與“人道”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有用、有利，都會對中國人產生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求神拜佛都帶有很強的功利目的，無非是要神保佑自己實現各種願望，因而，常常是，用得着時，纔去拜佛，用不着時就想不起來了。爲什麼“做官”自古以來就成爲中國人的主要價值追求，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功利目的。所以古代中國人讀的都是四書五經，想的都是功名利祿。而一旦功利成爲主要的價值追求時，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然的熱愛和好奇就逐漸被削弱甚至湮滅了。出於生存的目的，往往是爲了實用、名利，把做事和工作當作一種手段，所以中國人好走捷徑，好碰運氣，總是心存僥倖心理和投機心理，而對精神的東西，純粹的活動，對現實以外的世界不感興趣，沒有探索未知領域的熱情。

一個人的生存方式決定着他的思維方式，同樣，一個民族的生存方式也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中華民族由於從一開始就形成了帶有很強的功利性、實用性、目的性的人生觀、價值觀，從而逐漸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模式：重感性，不重理性，重臆想，不重論證，對於事物只滿足於籠統的、粗淺的描述，而不求深層思考和精確分析，因而中國人的思維往往概念模糊不清，不證而論，以類比爲主，由上而下，從大到小，缺乏思維的嚴密性、邏輯性，滿足於對現象進行整體的表象的描述，不解釋原因，不追問爲什麼。如孔子的《論語》，只告訴你應該做什麼，從不告訴你爲什麼要這麼做。正是因爲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一開始就缺乏嚴密性、邏輯性，不講究對概念進行抽象的解釋，因而很難產生形式邏輯，也就難以產生哲學和科學體系。正如尼斯貝特所說：“中國人對範疇不感興趣，這就使得他們難以發現真正可以解釋各種事物的規律。”②

在古希臘產生理性之光的時候，中國雖然也一度形成了學術活躍，百家爭鳴的局面(春秋戰國時代)，但由於儒家的實用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導致中國人對感性知識以外的東西不感興趣，一切都是爲了實用。如果說古希臘人是爲了真理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義的，那中國人則是爲了實用而追求利益，是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蘇格拉底是爲了追求真理而獻出了生命，孔子則是因爲沒有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憂鬱而亡。這兩種價值取向必然導致中西方思維方式乃至中西方思想文化不同的發展方向。所以，中國曆來沒有形而上學的傳統，中國從古至今沒有出現過一個本體論意義上的哲學家，更不可能產生哲學體系。而“哲學若沒有體系，就不能成爲科學。”③反映在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方向上也是如此。中國古代科學多爲經驗總結性的應用科學，注重現象記錄，直覺猜測，缺少邏輯推理、數理分析和實驗驗證，因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國有四大發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中國有最早、最全的太陽黑子和新星爆發的記錄，卻陷入了“天人感應”的臆測而沒有建立天文學體系;《黃帝內經》發現了血液循環，但一直未能精確驗證;明代徐光啓在談到勾股定理時說：“舊《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義”。難怪美國人亨利·羅蘭在100年前就忠告美國科學界：“如果我們只注意科學的應用，必定會阻止它的發展。那麼，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退化成像中國人那樣，他們幾代人在科學上沒有取得進展，因爲他們只滿足於科學的應用，而根本不去探求爲什麼要這樣做的原因。” 難怪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茲在1697年的《中國近事》一書中說：“看來中國人缺乏心智的偉大之光，對證明的藝術一無所知，而滿足於靠經驗而獲得的數學，如同我們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種數學。”④ 狄德羅在分析中國沒有出現歐洲那樣的近代科學天才的原因時指出：主要在於東方精神的束縛，只囿於最切身的利益，對成俗不敢逾越，對事物缺乏熱烈的渴求，而這一切恰恰與科學發展所需要的探索精神格格不入。顯而易見，正是這一切的一切，導致了近代科學不可能在中國產生，從而導致了中國近代千百年的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