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文明禮儀的黑板報資料

　　自覺排隊要靠意識而非立牌

自覺排隊是文明社會的基本行爲準則，屬於常識範疇。從兒童到老年人，還有誰不知道呢?

北京將“自覺排隊”這條基本行爲準則，製作成標誌牌設立在公交車站，我認爲是多此一舉。它也許可以給那些一貫不遵守公德的少數人一個警告，但更多的是會給社會帶來另外的消極影響。

人們會問，需要排隊的公交車站都設有標誌牌，那麼，沒有設置標誌牌的公交車站是不是就不需要排隊呢?車站需要排隊是設置了標誌牌的，那麼，商店、影院和醫院等地方沒有設置標誌牌，是不是都不需要自覺排隊了呢?

如果常識都需要設置標誌牌，那麼，應該設立標誌牌的地方就太多了。首都文明辦的用意肯定是好的，但是，在“立牌”的同時我們還得考慮到問題的另一面。設立自覺排隊標誌牌，看似合情，而實際上卻違反了常識和常理。此舉不但浪費金錢和資源，而且造成用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的後果，更容易給那些本身缺乏自覺排隊意識的人在“無牌之地”不遵守秩序提供藉口。

國人很多時候不願意自覺排隊，自身素質當然是主要原因，但也要看到客觀原因造成的無奈。精神文明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文明的基礎上的。與北京不同的是，在很多中小城市，人們上公交車都是自覺排隊的，爲什麼呢?道理很簡單，這些中小城市車輛多，不用等太久就有車來，根本不需要“插隊”搶上。如果車輛不足，即使設立了“自覺排隊”標誌牌，人們也很難長久堅守秩序。更何況，文明的意識要從心底裏認同，纔有付諸行動的可能。一個小小的標誌牌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恐怕還得畫上個問號。

　　道一聲“謝”，難嗎?

黃舸7歲時被確診爲先天性進行性肌營養不良。2003年，15歲的黃舸不顧自己的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和父親踏上了“感恩之旅”，開始在全國尋訪素未謀面的恩人。沒有錢，父親就用一輛三輪摩托車載着黃舸。如今，父子倆已經走過了82個城市，行程1.3萬多公里，向30位當年給他們寄過錢的恩人當面道了謝。

　　道聲“謝”，難不難?

近日，廣受媒體關注的湖南少年黃舸，給出一種答案：他在生命的最後歲月，選擇了萬里奔波，只爲向幫助過他的人說聲“謝謝”。

而反觀社會上的另一些人，卻遺憾地給出了另一種答案：30年來，重慶一對老夫婦靠撿垃圾收養了49個棄嬰，但這些孩子被抱養後，卻沒有一個回來看過老人;“感動中國”人物叢飛，臨終時，受他資助的100多位學生家長不但未來探望，有的竟還責問：“不是說好要供到大學畢業嗎?這不是坑人嗎!”……

“飲水思源”、“滴水之恩，涌泉相報”，中華民族素有感恩的傳統美德。黃舸的一句“謝謝”不知感動了多少人。可爲什麼有些人，道一聲謝，卻這麼難呢?

這與當下社會文化中的一些缺失不無關係。

隨着我國經濟社會的轉型，滋生了心浮氣躁、急功近利的社會心態。在一些人心中，社會關係被畸形壓縮爲單純的物質交換關係，只要支付過費用，就認爲已兩清，只注重物質交換，不注重情感交流。我來賓館飯店消費，你替我開門，我幹嗎要謝?你掃大街是拿錢的，我幹嗎要感謝?農民工替我幹活我給你錢，幹嗎要感謝?感恩、感謝被逐漸剝離，一些人逐漸習慣於冷漠，習慣於背離感動，習慣於把別人的給予當成理所當然。

長期以來的應試教育也過於側重功能性，傳統美德教育相對弱化，感恩意識便在漠視中逐漸“斷裂”。這樣一來，出現把父母的愛看作天經地義，對別人的關心無動於衷的“冷漠羣體”，也就在所難免。

還有一些人對感恩存在着錯誤理解，認爲施恩是一種賜予，感恩是感謝恩惠，這會使雙方出現人格上的不平等。比如一些企業舉行各種儀式，進行“示衆型援助”，就很可能非但無法喚起受助者的感激之情，反而扼殺其感恩之心。

感恩是一種道德良性互動的潤滑劑。學會感恩，不獨是對善行的回饋，更是對善意的肯定和傳遞;拒絕感恩，會讓人們逐漸對善舉失去反應，對善良變得麻木，最終對友愛互助失去信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重構感恩意識不僅是一個文化命題、社會命題，更是一個時代命題，是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應有之義。

重構感恩，有待國民在觀念上從淡漠轉爲重視。感恩可以使人的內心更加和諧，多一份滿足，少一份抱怨;多一份奉獻，少一份索求。感恩可以使人與人之間更加和諧，發自肺腑的一句“謝謝”，可能促陌生人成爲朋友，讓鋼筋叢林充滿溫情。感恩有助社會更加和諧，城市更好地反哺農村，先富者回報社會，企業擔當更多責任，市民愛崗敬業遵紀守法，珍愛休慼與共的大自然……

重構感恩，呼喚教育的改進、社會輿論的推動。所謂發展有靈魂的教育，就是要使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包括知恩、感恩等品行德性得以弘揚。

重構感恩，還需要社會多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