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文論精神

近年來，不少學者指出當前文論界最嚴峻的問題是“文論失語症”，因此呼籲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然而，在我看來，學者們所作的這種診斷其實是一種誤診，因爲所謂的“失語症”，只是病情表現出來的一種臨牀症狀而已，其深層的病因卻是由於中國文論患上了自身存在的“遺忘症”。那麼，中國文論究竟遺忘了些什麼呢？我以爲，它所遺忘的是深藏在文論話語背後的某種精神性存在，正是這樣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才使得中國古代文論充滿了無限的可闡釋性和生命的張力。而衆多學者圍繞文論話語層面問題進行的無休無止的爭論，對於解決中國古代文論的根本問題來說無異於緣木求魚，隔靴搔癢，根本無法直達病根。所以只有找到病情的根本處，對症下藥，古代文論的內在生命力纔有可能被真正激活併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礎之上，才能談得上所謂的現代轉化以及實現與當代文論的互融互動。對於這一點，學界似乎重視的相當不夠，在研究上也幾乎是一片空白，這不能不說是理論界的一大缺憾。

然而，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近期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袁濟喜教授的新著《中國古代文論精神》（ 2005 年 7 月出版，以下簡稱《精神》）恰恰在這方面進行了研究，並對文論界在該領域的盲視給予了有效的迴應。該書洋洋灑灑三十六萬餘言，爲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精神的著作。它立足於當代的人文導向與人文關懷，在廣泛而審慎地掌握文獻資料的前提下，從文化、哲學、宗教、文學與文論融合互動的層面，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精神意蘊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該書的出版可以說是對一個時代命題的積極迴應，必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

首先，《精神》一書沒有把根本的着眼點放在對中國古代文論概念、範疇的梳理與解釋上，而是放在了對其所蘊含的形而上價值觀念的開掘上，這樣一種立意，在我看來是非常精準地把握到了中國古代文論的靈魂所在。

衆所周知，中國古代文論並不像西方文論那樣去有意識的追求體系的建構和概念的推演，而是通過文藝作品的賞析，將古人對人生意義的理解蘊含其中。這種特點就要求研究者不能將中國古代文論僅僅視爲一種按照一定規則形成的編碼系統，而是要將其當作一種生存方式、人生趣味的象徵。從這個意義上說 ，中國古代文論之所以能夠始終保持一種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古代的文論家首先是充滿人文憂患意識的思想家，他們往往是站在時代的前列與人生的尖峯來考察文學現象”（ P16 ），所以在面對文化衰歇以及外來文化的衝擊時，他們“沒有放棄對前代文學理論內在精神價值的承傳與發揚，而是注重激活傳統文論中的人文精神與憂患意識……從而創建出了無愧於時代與傳統的理論學說。”（ P19 ）據此著者認爲，中國古代文論的根本價值“不僅僅表現在具體的思想觀念、學說範疇的提出與演繹上，更主要的是表現出這種文化精神，它們是文論家構建文學理論的動力，也是他們全部學說的邏輯出發點。”（ P16 ） 這一結論 啓示着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時不要拘泥於它的表層話語表述，而是應該本着“入乎氣內，出乎其外”的原則，從它所提出的那些貌似抽象的概念範疇中超拔出來，注意挖掘出蘊含於其中的那種具體鮮活的、躍動着古人生命的憂患意識和人文精神來。只有這樣，才能談得上與古代文論的對話和融合，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站在這樣一種立場上再來反觀當前文論界研究現狀的話，就不難發現，所謂的“失語症”實際上是由於一些學者將古代文論話語層面的研究與其背後的價值觀念研究人爲地割裂開來，並片面強調前者（具體學說範疇的研究）而忽視後者（深層精神意蘊的研究）所造成的，其根本的失誤就在於撇開了中國古代文論的自身特質，而將其研究盲目引向西方認識論的框架中。因此，在傳承與發揚中國古代文論精神時，應避免將中國文論強行納入到西方文論的邏輯框架中去的做法，因爲這樣做，名爲現代闡釋，實則肢解了中國古代文論的文化底蘊。“五四”以來涌現出的一大批美學大師如蔡元培、朱光潛、宗白華等，在這方面爲我們樹立了很好的典範。他們利用西方的現代文化資源對中國古代美學與文論進行了大膽的改造和創新，不僅沒有使其生命力消失，而且還使之得到了更大的繼承與發揚。究其原因，就在於他們將美學與文論的建設與改造國民性、塑造健康人格的時代重任結合起來，並以此激活了古代美學和文論中的精神蘊涵，成功地接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由此可見，“研究中國古代文論，不僅應注重其具體的理論學說、範疇命題以及演變發展的通史，更應注重背後精神價值的開掘與承傳，這種承傳是一種薪盡火傳、以心傳心的活動，也是促使中國古代文論走出靜觀研究的天地，激活當代中國文論的創造性活動。”（ P18 ）我們相信，只要能將中國古代文論的精神價值發掘並弘揚出來，那麼古代文論的現代傳承就不會是一句空話。

二

作爲一種理想生存方式和人格境界的象徵性表達而不是一套由諸多概念、範疇按一定規則形成的理論體系，中國古代文論自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在我看來，那些 將古代文論視爲無生命的死物、作純理性研究的做法，只能是使它越來越遠離我們的現實生活直至變成一種永遠塵封的歷史紀念物，而根本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轉換。所以，要激活中國古代文論，使之融入當代生活，實現與當代文論的對接，就必須採用一種“活的”方法來進行研究。 所謂“活的”方法指的就是 古今主體間精神對話的方法，也就是要 從生存論的高度給古今對話注入一種生命的氣象並使之具有一種生命本體論的色彩。體現在本書中，就是著者 在對古代文論話語進行闡釋的過程中， 首先將那些抽象的理論學說還原成一種鮮活的帶有中國古人生命印跡的精神形式，並由此 進入到古人的精神世界裏，進而通過這種渠道把握住他們的生存方式與生存智慧，最終實現了今人與古人在生存問題上的對話與交流。毫無疑問，通過這樣一種生存論意義上的精神對話來尋求跨越時空的“知音”，是完全可以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精神的現代傳承的。因爲這種對話不僅使古今文化在交流、溝通、碰撞中實現了深層次的融合，而且在二者的精神際遇與碰面中，還能將前人優秀的文化傳統融入到當代人的血液中，並使之成爲當代精神文化的一個重要因子，從而切實地實現了傳統文化向現代的精神傳承。

當然，從理論上講清楚這一點並非難事，但要真正實踐起來就 不那麼簡單了，因爲它需要相當嚴格的主體條件，正所謂“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劉勰《文心雕龍·知音》）而本書最值得稱道的就是著者在與古人的精神遭際中，不止一次的與他們進行了成功的對話和問答。通讀全書，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著者不只是在用筆來寫作而且更是在用心來寫作。他用自己充滿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文精神來真誠地與古人交流、溝通，不僅以此喚醒了沉睡已久的理論生命，而且更是復活了那種深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卻又被現代社會時時遮蔽的文化精神。這種思想立場在知識分子精神世界日益萎縮的今天顯得尤爲可貴，它讓我們看到了當代知識分子所應秉有的學術品格和人文情懷。可以說， 當代知識分子正是需要憑 着這樣一份悲天憫人的情懷，纔有可能走進古人的精神世界並將其思想帶到當下， 從而使中國古代文論繼續“存活”下去。這種成功與古人進行心靈對話的實例在書中比比皆是，現略舉一二加以說明。

比如在本書第二章“老子的精神哲學與文論”中，著者談到，在任何一次社會大轉型時期，都會不同程度的出現人慾橫流、道德淪喪的現象。兩千年前的老莊、孔子都曾經遭遇過這種情形，而兩千年後的今天，這種困境依然存在，並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爲尋求脫離困境的'有效途徑，著者提出的應對之策是，根據當下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困境對古人開出的精神空間進行審視，並就此問題向古人發出籲請和提問。其具體的展開方式便是循着古人的印跡，一路返回，進行一次精神的探尋。老子認爲，那些汲汲惶惶追逐榮華富貴的人，儘管會暫時擁有財富、名譽和權力，但是他們在外物的誘惑下迷失自己被物所役，其實是最不自由最可悲的。由此，老子的文論精神也就圍繞着如何擺脫物慾崇拜的野蠻性、重構人類的精神家園、重返人類文明之源等方面而展開，其“道”便是這種終極關懷的形而上體現；而孔子從周禮中發現了“仁”的精神，並由此走上了以禮樂文化提升人格境界，以入世精神改造社會人生的救世道路；莊子則從自由無待的精神價值維度出發，主張恢復人性的原初狀態，而這種狀態本身就包含了至善和至美，故而是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前人這些不同的聲音迴響告訴我們，面對同樣的精神困境，儘管他們提出的拯救方案可以各不相同，但其思想中所蘊藏的那種深沉的憂患意識和人文情結卻是息息相通的。這一點不僅是當代人需要繼續傳承和發揚的優秀傳統，而且也是著者立足於當代的人文現實來反觀中國古人精神世界的一個必然結果，它啓示着我們如何在“和而不同”的狀態下與古人進行對話並找到解決問題的相應途徑和出路。

諸如此類的例子在書中還有不少，這裏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三

全新的研究視角與全新的研究方法，必然使著者在探討具體文論問題時能夠突破陳規，對一些似乎已成定論的觀點作出富有個性化的闡釋。比如，著者在考察老、莊的哲學思想與文論精神時發現，老、莊思想中不僅具有憂患意識，而且這種憂患意識比起儒家來講更爲強烈、更爲深沉。因此在著者看來，老、莊的文論思想考慮的都是與文學精神價值相關的深層問題，它們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精神空間，深化了文學理論中的人文蘊涵；再如，以往研究王弼的文論貢獻時，大多都只關注其具體學說，而著者卻認爲，在王弼的思想中，比其具體學說更具研究價值的是他重釋儒道並會通儒道的闡釋智慧。這樣一種獨特的視角就使得該書對王弼文論研究的縱深度被大大地拓寬了，同時也爲我們全面把握王弼的思想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此外，書中對《淮南子》、郭象、《列子》等個案的具體分析以及對“氣感說”、“神感說”等專題的系統探討，也往往是新見迭出、富有創意，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內學術界在該領域研究上的不足。

四

《精神》一書除了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以及學術觀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創新外，在體例安排上也是別出心裁、獨具匠心。在本書中，著者並沒有像一般的文論史著作那樣，面面俱到的將各個歷史時期代表性的理論家、理論流派與觀點一一地羅列起來，而是選取了一些最能集中表現中國古代文論精神生成與發展，且對同時代或後世文論產生根本影響、具有原發性的理論學說來加以闡述。從寫作慣例來看，將這些學說放在一起似乎顯得不太嚴密和緊湊，但細細體會起來，卻可以發現在這種看似鬆散的結構背後實際上是由一條隱而不顯的線索即凝聚着不同時代人生體驗和生存智慧的文論精神將其貫穿起來的。如此一來，該書在寫作結構上就具有了這樣一種特色：在相對獨立的章節安排中呈現出中國古代文論精神的整體風貌。這樣一種將明與暗、顯與隱兩條線索進行縱橫交織的體例設計，更有助於讀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精神的全面掌握和整體觀照。

該著在結構安排上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爲了避免自己對文論精神問題的討論成爲一種“空中樓閣”式的純邏輯推演，著者採用了與以往的專著如《六朝美學》、《傳統美育與當代人格》等不同的寫法，力求做到個案分析與專題探討的有機結合。事實也的確如此，書中這種將個案和專題有機結合的成功實例可以說俯拾皆是，順手拈來。如著者在第八章“氣感論”專題中，結合了董仲舒、《樂記》等個案作了充分的論證；而第九章“神感論”和第十章“形神論”專題中，則分別結合了《周易》、孔子、老子、莊子、荀子、《世說新語》、《文心雕龍》等個案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更值得注意的是，著者在對上述專題作理論分析時，還廣泛選取了宋玉、張衡、嵇康、江淹、歐陽修等人的文學作品來加以感性的說明，這不僅使自己的理論觀點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而且也使整部著作的寫作風格不失活潑性，大大增強了該書的可讀性和通識性。

總之，該書是集著者多年之功對中國古代文論精神進行系統探討的一部全新力作。書中不少觀點和論述多發前人所未發，講前人所未講，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中國古代文論精神研究的領域。它的出版 必將會對仍處於困境中的古代文論研究起到一個實質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