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些啓蒙老師散文
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讀書無用論”的大環境下，我的父母算是很有見地的。他們早早就給我們許下諾言：“再苦再窮，一定會讓你們每一個孩子讀完初中。”這在當時的農村，是一件很有魄力的事情。尤其像我們家，用父親的話說：“有三四個孩子”——父親因爲主管計劃生育工作，每每別人問他有幾個孩子的時候，父親總是笑而回答：“三四個。”其實，就是三個再加上四個的意思。
我是屬於讀書比較遲的孩子。到我適齡讀書的時候，媽媽生下了老五妹妹。
“老二，你以後再上學。你看，我要出工，家裏沒有人帶妹妹。”這是1969年的秋季，我剛剛啓蒙讀小學一年級才幾天，就被迫停學，回家做起“兒童主婦”——帶妹妹，做家務。或許是母親當初不忍心打擊我讀書的積極性，首先讓我去學校報名，以滿足一個憧憬讀書的孩子的心願。我是那麼喜歡學校生活啊。我的父親在外地工作，母親生下老五妹妹，休完產假以後，必須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而我的爺爺奶奶早已去世。母親思來想去，只好讓我晚一年再啓蒙讀書。
我們家老五妹妹的出生，改變着我的人生軌跡。今天想來，假如我早讀書一年，我就錯失了參加1978年中考的的機會，也就無法到城裏的一所重點高中讀書，當然也就無緣讀大學。這是後話。
依稀記得，當時好像是教育改革，我們的小學是讀了五年半。這樣算來，我再次啓蒙讀小學時間應該是1971年的春季了。
“老三，你在家，反正也做不了什麼事，你也跟着你二姐一起讀書吧！”母親如此安排。
於是，我揹着老五妹妹，帶着老三弟弟，在1971年的春季，再次進入小學啓蒙讀書。
因爲我的背上還揹着老五妹妹，老師也許怕影響其他同學的學習，就安排我與弟弟坐在教室裏最後一排的位置上。
母親是個非常愛美的女人。我們讀書用的鉛筆，她居然不按常規買鉛筆而給買的是紅藍兩色筆，一頭是紅色，一頭是藍色。我第一次書寫作業，就是用紅筆寫的。第二天，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江老師在上課之前，先是表揚書寫工整的學生，然後眼睛盯着我：“個別同學，書寫很好，就是不該用紅色來書寫。紅色是老師用來批改作業的呀。”我有些委屈，當時沒有誰告訴我紅筆是老師專用的。我只是喜歡紅色，就用紅筆書寫。
誰會想到，我今後的人生就是從事使用紅筆的職業呢？
江老師，是民辦教師。據母親說，她曾經代課半年與江老師共事過。那是她還剛剛嫁到父親這邊不久的事情。母親一說起江老師，就是一句話：“是一個阿彌陀佛的好老師。”
江老師的聲音有些沙啞，濃眉大眼，背部有些駝，非常溫和，從不疾言厲聲地批評學生，也從不懲罰學生。
上課的時候，如果學生悄悄講小話，江老師停頓一下，敲敲講臺：“注意力集中呀！”
下課的時候，若是有學生亂竄打鬧，江老師最多隻是一句：“孫猴子來啦！”
那時候，我背上的老五妹妹，似乎不怎麼吵鬧，非常安靜。下課了，江老師偶爾也會走到我身邊問：“放下來吧，讓妹妹在地上走動走動。”
課餘時間，江老師喜歡與學生一起踢毽子。他踢毽子的樣子有些滑稽，動作別扭，背部更駝，毽子在他的腳部很不聽使喚，他一瘸一瘸地踢着毽子，引得我們大笑。江老師也跟着笑起來，然後，把毽子丟給我們：“還是你們利索。”拿起講義，微駝着背，慢慢走進辦公室去了。
江老師的普通話非常的不標準。記得有一次公開課，聽課的老師很多。江老師帶我們拼讀——“攥緊拳頭”中的“攥”字，江老師帶着我們念着：“zuai——zuai——zuai——zuai”如此陰平上去四聲抑揚頓挫地反覆地念着。聽課的老師中有人小聲念着“zuan”，課後，我們查閱字典，才知道是江老師唸錯了。
記憶中，江老師連續任教我四年的語文課，除了第一次我用紅筆書寫作業遭到江老師的不指名批評之外，似乎得到表揚的時候居多。比如，江老師經常說我的書寫工整，江老師也時常拿着我的作文在班上朗讀。這在今天看來，是一個老師應該做的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然而，在當時，江老師對我是一種莫大的支持和鼓勵。
那時候，我們家與大隊支書家的矛盾日益惡化，支書的老婆就在我們小學教體育課，她在我們大隊，就如皇后一般威嚴，她的幾個女兒，就是我們大隊的“公主”。由於兩個家庭之間的矛盾，也由於支書的威嚴，我們家的孩子，就像“地主狗崽子”一般受到歧視。
我的數學老師，姓唐，是當時我們學校僅有兩位吃上“國家糧”的公辦教師之一，他不是我們當地人。按理說，他有一個“鐵飯碗”，可以不懼怕當地幹部的權威的。
唐老師，眼圓，臉癟，走路腰肢扭動，很女性化的一個男教師。擅長女紅，喜歡飛針走線。尤其是編織毛衣的時候，手指靈活自如，針法順溜勻稱。他經常給支書家的女兒們編織各色漂亮的毛衣。按理說，如此柔柔的一個男教師，應該是非常溫和的。可是，他最能懲罰學生。他最拿手的懲罰方式是：提着學生的手臂，彎曲成90°，然後抓住學生的肘子，猛力撞擊課桌。邊敲擊邊警告：“聽不聽話呀？聽不聽話呀？”學生被他懲罰得撕心裂肺的痛，眼淚在眼眶裏打轉，不敢出聲，越哭，他就越懲罰。
放學以後，唐老師喜歡到支書家，幫忙做家務。當時的支書，基本不勞動，我的印象中，支書似乎整日坐在大隊的代銷點的門前，思考國家大事。我們都非常怕他。
一次唐老師挑着一擔糞便，在支書家的菜畦裏澆菜，母親路過，帶有譏諷地打招呼：“唐老師真能幹啊！嘴能教學生，手能編毛衣，肩能挑夜壺呀！”在我們家鄉，男的絕對不能幫別人家挑糞桶的，被認爲是一件倒黴的事情，而唐老師經常幫支書家挑糞澆灌菜畦。
從此，我的厄運開始。
本來，唐老師就看着我們家的人不順眼。尤其有一次，支書家的兩個女兒向我姐姐挑釁打架，而被我姐姐打輸以後，唐老師看見我們家的孩子，就像眼中釘一樣仇視，而且把我姐姐抓到他的辦公室痛罵：“真是開什麼花就結什麼樣的果！”我們家的孩子，不僅僅是支書家孩子的“仇人”，也成了唐老師的“仇人”。所以，母親之所以如此譏諷他，是有原因的。
每一天唐老師走進教室，眼睛圓鼓，掃視全班。然後複習前一天學習的內容。有時候，他嘩嘩地在黑板上寫上幾個題目，喊學生到講臺前去演習題目，沒有做出題目的，難免又會遭到“唐氏懲罰法”。
有時候唐老師會突然走到我的身邊，抓起我的右手，彎曲成90°，猛力撞擊我的'課桌，嘴裏怒罵：“我一走進教室，你就噘起嘴巴，是表示對我不滿嗎？”我只有忍泣吞聲。假如哭泣，他會變本加厲：“你哭！再哭！”然後，又是抓住肘子，猛力幾下撞擊。
那是我兒童時期最黑暗的一段時光。只要一上數學課，我就誠惶誠恐，如坐針毯。我怕唐老師藉機又來懲罰，我坐得畢恭畢敬，我努力讓自己的臉部看起來總是微笑着的，我一定複習好每一天的數學課所學的內容，以防被唐老師喊去講臺前做演習題而被懲罰。我還決不能告訴我的母親我在學校所受到的懲罰。
唐老師絕對沒有想到，由於他的苛刻與懲罰，我的數學成績一直非常優秀，後來無論是讀初中還是讀高中，我的數學成績始終優異，還是因爲是良性循環吧，這首先得益於小學的數學基礎紮實。從這個角度上，我似乎應該感謝唐老師。但是，我的內心深處永遠不會敬佩一個沒有人格沒有師格的教師。
如果推理，我的語文老師江老師更應該要歧視當時的支書家以及支書女兒們的“仇人”的，因爲他的飯碗掌握在支書的手裏。要知道當時的支書的權威有多大，只要聽我說一個教師的遭遇就可想而知：我們隊裏當時唯一的一個高中畢業生也安排在當民辦教師。到年底結算工分的時候，支書老婆一年工分是三千八百分，而那個高中畢業生的男教師一年的工分是三千六百分。男教師嘟囔說：“我一個男勞力，教學生的主課，比一個教體育的中年女教師還少兩百分工分。”就僅僅因爲這句牢騷話，男教師被迫下崗，到隊裏務農了。
時至今日，當我回憶起我啓蒙時期的人和事的時候，我心裏的滋味，談不上苦澀。我也談不上對唐老師的怨恨，儘管他是如此傷害過一顆幼小的心靈。因爲，那時候，畢竟還有我的語文老師江老師對我時常的表揚和鼓勵；畢竟還有我們小學校長——也是支書的侄兒，一直對我們家孩子的“看好”。校長總是逢人就說：“翠嬸（稱呼我母親）家的孩子，讀書有種，好樣的！”然後豎起大拇指。在那樣“極左”的時代，在校長的叔叔能夠一手遮天的地方，校長依然固守自己的師德，對他叔叔家的“仇人”依然看好，而且時加鼓勵，是很是難能可貴。我的母親總說校長是真正的“大好人”。
同一家的孩子，在不同的老師眼中，是如此截然不同。
不知是宿命，還是巧合，第一次用紅色筆寫字，預示着我終生從事使用紅筆的職業。我的那些啓蒙老師們，絕對不會想到，當年那個有些可憐的卻也成績優秀的學生，今天從事的是與他們相同的職業。我幸運的，我處在一個相對寬鬆的大環境中，不需要曲意逢迎地苟活，也不需要畏權懼勢地媚活。我可以堅守自己的人格遵循一個教師應有的師德，對待學生一視同仁。學生在我的眼中，無論是一枝鮮花，還是一株野草，都有公平享受陽光雨露的權利，鮮花之美和野草之美，只要愛之，美感是相同。仁愛、公平、正義、良知，應該是每一個爲師者澆灌在學生心中的理想之花。
所幸的是，在我的啓蒙階段，雖然有醜陋，卻不乏美好。讓我堅信人生的美麗。在那個時代，雖然有些人的靈魂是被扭曲的，卻還有許多淳樸而善良的人，保持了生命的本真，讓我們感到了人性的光輝和良知，於是，我們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會寒冷——因爲溫暖、正義自在人心。
